波伏娃誕辰110周年：在「雙重生活」中追求獨立與自由

波伏娃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激盪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一切都是新思想與舊制度的衝撞，那一時期也是女性主義的關鍵時期。

女性的社會地位、愛情、婚姻這些其實都是老生常談的話題，被千萬人寫過，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重新又梳理了一遍，並用最激盪的方式將女性主義理論對愛情的理解身體力行地實踐在自己身上。

1949年6月，法國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性》第一卷，2.2萬本在一個星期內被搶購一空。

10月份第二卷出版，依然暢銷。

《現代》期刊早在2月份就刊登了其中《作家筆下的女人神話》這一章，5月刊登了《女人的性啟蒙》，6月刊登了《女同性戀》。

波伏娃在當時遭到了社會輿論無比激烈的反對。

《第二性》被教廷列為禁書，但時間證明了一切，這本書至今依然被認為是世界女性解放運動的基石，波伏娃則成了所有想改變命運的女人的化身。

波伏娃

一名邏輯清晰的年輕女哲學家用現代的措辭來闡述永恆存在的女性問題，這就是《第二性》。

這本書的新穎之處就在於，它和笛卡兒的《方法論》一樣，系統地提出了對社會中固有女性觀念的質疑。

「我們並非生來就是女人，而是後天變成的。

」波伏娃提出所有文化對女性社會地位產生的壓迫，她質疑法律、宗教、習俗、傳統，她認為歷史和當今的社會結構導致了女性的被動地位。

1953年《第二性》被譯成英語，在英語國家售出200萬本，繼而再被翻譯成其他語言，在後來美國女性運動中產生巨大影響，繼而在法國引發女權意識的崛起。

在世界上，大部分女權主義作家都依仗著波伏娃的名聲，這本書掀起了科學界女性研究的風潮，至今我們依然無法估量它帶來的影響。

女性的愛情

波伏娃曾在當時發行量最大的美國雜誌《麥考爾》上寫過一篇文章《論愛情》。

她認為愛情並非只是兩個人的事情，愛情和整個社會息息相關。

「一個與社會環境太過融洽的人可能永遠不了解愛情。

」對她來說，愛情是對父母、丈夫或是妻子的挑戰，是與環境或朋友的對抗。

波伏娃曾用尼采的一段話作為《第二性》第十二章《戀愛的女人》開頭。

「愛情這個詞，對男女來說，實際上意味著不同的東西。

女人對愛情的理解是相當清楚的：這不僅僅是忠誠，這是身心的全部奉獻，毫無保留，對無論什麼都不加考慮。

正是這種不講條件，使她的愛情成為一種信仰，她擁有的唯一信仰。

至於男人，如果愛一個女人，他想從她那裡得到的正是這種愛。

因此，他對自己與對女人要求的情感遠不是相同的。

」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天生就喜歡戀愛，因為他們幾乎沒有辦法擴大或改變他們所生活的世界。

當她們沒有工作也沒有什麼才能的時候，愛情成了她們唯一的機會。

對男人而言情況就不同了。

他可以通過自己踏踏實實的努力改變自己與世界的關係，甚至改變世界。

如果他全身心地為自己的理想奮鬥，他就會對愛情無動於衷，他經歷的只是不在乎將來的艷遇而已。

婚姻制度的先天缺陷是波伏娃主要抨擊的對象。

在普遍性的婚姻社會制度中，沒有個人的愛情，只有利益。

波伏娃認為婚姻不是通過愛情決定的。

婚姻制度本身，就是要讓男女的經濟和性的結合朝集體利益發展，而不是保證他們個體的幸福。

蒙田曾說：「結婚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後代和家庭。

」波伏娃認為在自由之外既沒有愛情也沒有個體性，女人為了保證終身受到一個男人的保護，只能放棄個體的愛情。

這種夫妻的關係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而是建立在普遍性上的。

追根溯源，波伏娃認為女性依然通過床上「服務」和家務「服務」完成社會制度給她們安排的職責。

女性在婚姻之外沒有權利進行任何性活動。

「對於夫妻來說，性交變成一種制度。

表面上婚姻力圖給予女人的性生活以倫理尊嚴，事實上卻企圖取消它。

」波伏娃認為，女人在家庭內部所乾的工作並不能給予她自主，家庭勞動並不是直接作用於社會，而是通過丈夫作為生產者作用於集體，她的勞動因為她是妻子的身份而獲得價值，而丈夫的社會地位將直接影響她夫妻生活的成敗。

在這樣的社會裡，女人光為男人「服務」是不夠的，女人甚至還被要求用男人的眼睛去觀察，被男人同化，用他的方式去思考他。

即使到了波伏娃所處的年代，現代婚姻看似更加平等，甚至出現表面上妻子壓迫丈夫的現象，妻子管理著丈夫的收入，安排他吃飯睡覺的作息時間。

其實這只是婚姻制度中夫妻相互壓迫關係的一種轉換。

附屬性在女人身上已經內化，即使表面上她自由行動，但她其實還是奴隸。

「男性從他們的利益出發制定的社會，以這樣一種形式確定了女性的處境：這種形式如今對兩性來說是痛苦的源泉。

」

「有的年輕女人已經嘗試獲得積極的自由，可是長期堅持研究或者從事職業的女人並不多。

甚至那些有嚴肅職業的女人也得不到與男人一樣的社會權利。

」波伏娃給出了解決辦法，「必須改變這種處境，不讓婚姻成為女人的一種『職業』。

女人這樣沉重地壓在男人身上，是因為人們不允許她自立。

只有男人在解放女人的同時，他才能解放自己。

」這個讓她得到解放的男人就是薩特。

波伏娃與薩特相識於1929年，那是他們準備大中學教師資格會考的日子。

少女時代對哲學就產生了濃厚興趣的波伏娃，從索邦大學文學專業畢業後準備考取大中學哲學教師資格。

她一邊備考，一邊在巴黎高師和巴黎大學聽輔導課。

而巴黎高師畢業的薩特由於上一年會考成績不合格，準備第二次應考。

這一年，他們以並列第一的成績考取了大中學哲學教師資格。

夏末，薩特來到利穆贊，追隨來這裡度假的波伏娃。

他們在波伏娃祖父留下的莊園裡聊天。

他們相愛了，波伏娃覺得，即使談話進行到世界末日，她可能還會覺得時間太短了。

波伏娃與薩特

對波伏娃而言，和薩特相識帶來了快樂，也伴隨著痛苦。

「薩特完全滿足了我15歲時的願望。

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

」她有了安全感。

「除了期盼這份幸福永遠不要減弱」，她沒有任何奢望。

但幸福並非如此簡單。

薩特不認同一夫一妻制，他認為性關係不應該和一個特殊的社會組織相連，他承認和波伏娃產生了一種絕無僅有的關係，但這並不能代替其他人際關係帶來的樂趣。

「在我們之間存在著無可取代的愛情，但是我們各自也會有偶然發生的愛情。

」波伏娃同意他的觀點，她拒絕婚姻，認為婚姻必然會伴隨著謊言、欺騙和婚外情。

在當時的社會關係中，個體無法保持真實，因此她決定在自己和薩特之間創造一種新關係。

她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樣獨立地過完一生，經濟上不依賴任何人，她對薩特的愛讓她有了自由的保證。

達到關係平衡的兩人往往不是通過結婚，解決辦法存在於婚姻之外。

「有些夫婦通過強烈的性愛結合，性愛使他們自由決定他們的友誼和事務，另外一些夫婦通過不妨礙他們性自由的友誼聯結起來。

更為罕見的是，有些夫婦既是情侶又是朋友，但不在彼此身上尋找他們唯一的生活理由。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說的其實就是她和薩特。

波伏娃也曾遭遇過愛情的困惑和強烈的嫉妒。

兩人剛開始在一起時，薩特經常與當時已經小有名氣的女演員西蒙娜·若利韋約會。

此時的波伏娃沒有發表過任何文章，除了大中學校哲學教師資格證書以外，她也沒有社會地位身份。

她因嫉妒和愛而沮喪，整天昏昏沉沉，不再獨立。

此時薩特也曾提醒她：「小心，別變成一個只會幹家務活的女人。

」「一個在情感上苛求的心靈，不會在愛情中找到安寧……戀愛的女人遠比妻子痛苦。

」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道：「嫉妒無論是含糊還是明確的，沒有根據還是得到證實的，對女人來說，都是可怕的折磨，因為它是對愛情的徹底懷疑：如果背叛確定無疑，要麼必須放棄把愛情看成宗教，要麼必須放棄愛情。

」最終若利韋成了兩人的一段插曲，並且只是她和薩特人生插曲中微小的一個，而波伏娃則真正「放棄把愛情看成宗教」。

雖然波伏娃反對婚姻制度，但薩特也曾向波伏娃求婚。

1931年，波伏娃因工作調動被安排去馬賽，她將在距離巴黎800公里的地方生活。

在波伏娃驚慌失措中，薩特提議兩人結婚，這樣他們就可以得到雙重職位。

波伏娃在感受到女性社會地位的無助之後，依然拒絕了求婚，她認為婚姻不過是社會對私生活的干預。

而結婚就意味著要承擔當時家庭和社會的責任，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會隨之改變。

那時波伏娃23歲，她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薩特。

波伏娃選擇了薩特和自由，也就選擇了反抗她的家庭、階層、道德和宗教規則。

當她寫到情人們忽略了那些反對他們的社會規則和慣例時，她說的其實是自己的經驗。

自由的情侶

《第二性》使波伏娃成為女性主義的象徵。

她和薩特的愛情被眾人演繹、神話。

曾經多少男男女女想以兩人為榜樣，決定讓自己的愛情生活超越一切規則的束縛。

儘管波伏娃和薩特的關係盡人皆知，但競相模仿他們的年輕人往往不了解他們兩人真正獨特的地方。

波伏娃將兩人諸多往來信件結集出版，於是便有了《寄言海狸》這本書。

波伏娃只是想讓讀者了解他們兩人之間關係的透明程度。

他們之間相互堅持的透明原則源自兩人之間的一份「合約」。

一天，21歲的波伏娃與24歲的薩特在卡魯塞爾公園散步。

薩特建議他們簽一個為期兩年的協議：這兩年他們將儘可能親密地相處相伴，但不在一個屋檐下生活。

波伏娃接受了薩特提出的方案。

緊接著這個為期兩年的協議，他們又簽署了第二個約定：他們可以有各自「偶然的愛情」，但必須要把自己的所有經歷及時坦率地告訴對方。

永不欺騙對方，永不向對方隱瞞任何事情。

波伏娃也接受了，因為她想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來感受愛情。

這種事情必須發生在兩個同等、彼此坦誠的人之間。

「真正的愛情本應當承受對方的偶然性，愛情不會成為一種拯救，而是成為一種人際關係。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道。

這對情侶一開始就約定要保持完全的獨立，他們沒有同居。

50年來，波伏娃和薩特不需要一個共同的家庭，他們曾長時間住在旅館中，每人有自己的房間，有時在不同的樓層。

後來波伏娃住在自己的工作室，薩特搬去了母親家，而後住進自己的公寓。

不同居的生活使得他們都有很強的獨立性，各自所交往的人都不會被對方發現。

他們在餐廳吃飯，這對情侶擺脫了家務的煩惱。

通過薩特，波伏娃儘可能近地了解男性。

《寄言海狸》出版後，很多人會認為波伏娃就是一個被不斷戴綠帽子的妻子。

「這樣看我是不對的，在我們的條約里，我和薩特享有同樣的自由，而且我也如約享受了這種自由。

」波伏娃後來回應道，「我可以毫無困難地接受事實，我確信自己和他的聯繫如此緊密，他生活中的任何插曲都不能使我消沉。

」

薩特曾經也說過：「我和波伏娃從來沒有因為他的次要愛情而爭吵，我認為這些愛情完全是次要的，我不用擔心這些艷遇中可能發生的事情。

」他們不為自己做任何辯護，選擇做真實的自己。

兩人的融洽關係並非自然而然，也是兩人辛苦構築而成的。

可以說，這些「偶然的愛情」對兩人是不小的考驗。

奧爾加是波伏娃和薩特兩人經歷的第一段考驗。

這段經歷曾讓薩特一度想放棄文學，波伏娃也懷疑起自己和薩特的愛情。

奧爾加·科薩基維奇是波伏娃的女學生，瘋狂地迷戀著波伏娃，而波伏娃又讓奧爾加去幫助薩特度過注射致幻藥物而引發的抑鬱期。

三人的感情生活被緊密地聯繫起來，波伏娃和薩特都接受了奧爾加。

但奧爾加也有自己的問題，她愛波伏娃勝過薩特，當她感到要失去波伏娃時，她會幼稚地對兩人發火，她試圖表現出愛薩特勝過波伏娃，以激發波伏娃的嫉妒心。

三人的愛情變成了一種酷刑，每個人都在痛苦中掙扎。

1985年，波伏娃再次被問起這一時期，她回答道：「當每個人都付出很多的時候，是有一些非常美好的時刻。

如果薩特和奧爾加或是奧爾加和我都沒有幸福感的話，這種關係也不會持續這麼長時間。

但這也不是只有痛苦，準確地說它是有點複雜。

每個人都有受難的時候。

」

雅克-洛朗·博斯特是波伏娃第一份「偶然的愛情」，博斯特又是薩特的好朋友，因此他們第二次組成了「小三口」。

三人一起生活，甚至一同坐船去希臘沿海航行了三個星期。

這段三人感情同樣最後以博斯特的離開告終。

薩特和波伏娃都有自己的崇拜者，學生們被他們的前衛觀念征服了。

薩特1937年去巴斯特中學任教時，帶著學生們泡咖啡館。

而波伏娃不管是在魯昂還是巴黎，她帶學生散步，邀請她們去餐廳，波伏娃身邊總有一些年輕女孩非常依戀她。

而每當一個年輕女孩對波伏娃產生愛慕之情，薩特就會想著追求這個女孩，不征服她不罷休。

波伏娃說薩特在青年時代很難超越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她在《第二性》中將這種情感教育作為思考女性地位的基礎。

兩人的美國情史可以說是對他們愛情相當嚴峻的考驗。

薩特遇到了美國女演員洛萊絲·瓦內蒂，而1947年39歲的波伏娃在去美國期間認識了美國小說家尼爾森·艾格林，兩對人如痴如醉。

波伏娃和薩特的情人都想要結婚，但這對法國情侶卻不想破壞彼此之前融洽的關係，事業對他們來說最為重要。

此外，44歲的波伏娃與比她小17歲的《現代》新編輯克洛德·朗茲曼相愛並同居，這一戀情持續了七年。

而薩特先後還有了萬達、露西爾、露易絲·韋德里納和阿爾萊特·埃爾坎等情人。

不管他們的情人是誰，波伏娃每年都要和薩特在國外度過幾周至兩個月的假期，這一計劃始終沒有改變。

「一個我們」

《寄言海狸》中明確地表示，波伏娃與薩特的愛情優先於其他愛情。

波伏娃曾在一次談話中說道：「那些第三者，不管是薩特生活中的還是我生活中的，一開始就知道我和薩特的關係，都清楚這種關係遠在我們和他們的關係之上。

所以我們的關係也常常遭到批評，它有時會讓我們很難處理好和他人的關係。

」

1973年的羅馬，那時薩特68歲，波伏娃65歲，兩位文學巨匠曾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薩特：「我想說我們完全是相互影響的。

」波伏娃：「我要說的恰恰相反，這不是影響，而是一種相互滲透。

」薩特：「只要您樂意，您可以這樣說。

事實上，不管是在文學上還是在生活上，我們總是共同做決定，彼此都在影響對方。

」波伏娃：「這就是我所說的相互滲透。

決定是一起做的，思想也是共同發展的。

」

就這樣，波伏娃和薩特的情人們往往成了兩人創作的催化劑。

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相互交流，就像在生活中一樣。

他們的生活模式和旅行計劃都是波伏娃一手策劃的。

她說，哲學理論來自薩特，但在經過討論、篩選、修改之後定稿，也會打上波伏娃的烙印。

1966年，薩特回答記者瑪德萊娜·戈貝伊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一切都應歸於她……可以說我是為她而寫，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為了讓她看。

」

分居兩地時，波伏娃和薩特也會通過日常通信保持聯繫。

他們把所經歷的一切都告訴對方，並等待對方回應。

在信中，他們交流各自的工作，交換各種看法，談論感情和朋友，以及關於其他人的細枝末節。

這些都是他們小說創作的源泉。

他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可以從周圍人的身上找到影子，這些角色都是七拼八湊創造出來的半現實版虛構人物。

波伏娃的《女賓》和薩特的《牆》都題獻給了奧爾加，《達官貴人》中的納蒂娜說話方式像極了娜塔莉·索羅金。

尤其在波伏娃的《女賓》中，拉布魯斯是薩特，弗朗索瓦絲是波伏娃，格扎維埃爾就是奧爾加。

她把自己化作小說中的女主角，「把和他合作的機會放在首位，他們共同的疲倦，他們的努力比擁抱更實在地把他們連在一起。

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重複著這些令人筋疲力盡的愛的行為」。

波伏娃並不認為她和薩特的情侶關係可以作為榜樣來效仿。

他們的愛情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自由，但卻讓他們得到解脫。

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義務，也沒有約束，僅僅是因為相互需要在一起，正因此，他們才能夠擁有這種單純的精神、道德和情感上的默契。

即使到了晚年，兩人依然相濡以沫。

後來薩特失明了，既不能閱讀，也不能寫作，曾經那麼獨立的他越來越需要依賴他人。

波伏娃為他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健康。

她小心翼翼地照顧他，把他想說的東西記錄下來，在他離世後將這些對話出版。

為了讓薩特完整地反映自己的思想，她總是把自己隱藏起來。

他們成功地把兩個人的生活變成了「雙重生活」，而不是簡單的合二為一。

「我們倆就是一個人。

」波伏娃說。

1977年薩特也解釋說：「存在一種深入的關係，它不時成功地創造出一種個體——一個我們，這個我們不是兩個你，而是真真切切的一個我們。

我的一生中，和波伏娃共同形成了這個我們。

」

（參考書目：《波伏娃：激盪的一生》，克洛德·弗朗西斯、弗朗德·貢蒂埃著，唐恬恬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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