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蒂克消亡史」：分手與離婚是怎麼來的？

2001年，妮可·基德曼在離婚文件上籤了字，離開了湯姆·克魯斯，給這場傳得沸沸揚揚的離婚畫上了句號。

她踏出洛杉磯的律師事務所，沐浴在午後的陽光中，振臂歡呼——狗仔拍到了這組讓人哭笑不得的照片，妮可·基德曼穿著檸檬綠休閒褲，半透明的罩衫上綴著粉色的花，滿面驕傲，像是得勝凱旋。

照片背後的故事是否真實，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但這些照片確實時不時會在社交網絡上和人們打個照面。

克魯斯和基德曼的婚姻走向破裂，其實還是那個老生常談的道理：歸根結底，明星和我們一樣，而且離婚率還會更高些。

不過，名人的婚姻比老百姓死得更快，並非全賴盛名的裹挾。

美國的「無過錯離婚」最早就是在加州誕生的，和整個明星產業一樣（相比之下，在前蘇聯，1918年前無過錯離婚一直都存在）。

妮可·基德曼重獲自由歡欣鼓舞，在此整整三十年前，離異的好萊塢影星隆納·雷根還是加州州長，他簽字通過了一項法案，立法簡化了離婚的條件：夫妻二人可以因為「無法治癒的精神問題」（incurable insanity）和「不可調和的分歧」（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而離婚。

凱麗·瑪利亞·科爾杜茨基（Kelli María Korducki）在新書《棘手：從分手看驚人的女權主義史》（Hard to Do: The Surprising Feminist History of Breaking Up）中寫道，夫婦之間「無法協調的分歧」成為準許離婚的法定理由，「去除了申請離婚必須證明配偶存在過錯的硬性要求」。

在這一規定廢除之前，美國的離婚過程一直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法律扯皮，判決結果建立在提供可以證明對方過失的證據的基礎上，就看法庭上要怎麼陳述受害者和施害行為了」。

「這個負擔很可能更多落在女性的肩上，她們總是要為了證明自己所受的苦而疲憊不堪，但她們又確實創痛劇深，無法輕易消解。

」1836年，一位婦女向新罕布夏州某法院申請離婚，儘管她的丈夫把她鎖在地下室里用馬鞭抽打她，但法院還是駁回了她的離婚申訴，理由竟是她擁有「高傲，大膽，陽剛的精神氣質」，才導致丈夫下手打她。

《棘手》一書梳理了英國和北美的羅曼蒂克消亡史，枚舉了推動女性發起離婚的法律和經濟因素，無過錯離婚只是書中提到的其中一個轉折點。

在更多時候，許多社會因素對女性離婚來說都是阻礙力量。

科爾杜茨基的探討是圍繞著她的親身經歷展開的，她決定要離開一位「友善、親切、聰明且優秀的男人」，他們在此前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相愛著並共同生活。

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她和朋友傾訴過，問過家人的意見，也與醫生聊過，甚至還曾向網際網路諮詢專欄《Dear Suger》求助，當時匿名的謝麗爾·史翠德（Cheryl Strayed）已經給三個處境相似、同樣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女性提出了個人建議。

然而即便如此，這次分手「在往後的好幾個月里，幾乎摧毀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爾杜茨基想知道，為什麼離開一個人時會有「像是中了樂透，又像是點燃運動會火炬一樣的感覺」？

科爾杜茨基對這一點的看法一針見血：無論女性取得了怎樣的成就，當她們在一段關係中打算主動出擊的時候，局勢總是對她們不利的。

拋開妮可·基德曼的梗不看，社會上對分手或離婚態度這麼積極的情況還是少見。

縱觀在親密關係中保持獨立、自我拯救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女性有遵從個人意願、退出一段關係的權利」這類題材的書少之又少——儘管報告表明，女性離婚後幸福感往往會提升，而男性與之相反。

當談到女性在親密關係中的自治自立問題時，我們的文化想像力仍然是受限的。

《棘手》揭穿了在親密關係背後的資本主義邏輯，並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不把分手看作是一種失敗，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親密關係的演變折射了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工業和經濟歷史。

當時婚姻制度的目的主要還是實用主義的，是用以積攢家庭財富、保有財產、延續血脈和維持社會地位的一種法律結合。

事實上，人們一度認為，愛和情慾是婚姻的魔咒。

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在《老加圖的一生》（Life of Cato the Elder）中寫的那樣，公元前二世紀，羅馬政治家馬尼留斯（Manilius）就因為當著女兒的面親吻了妻子，而被踢出了羅馬元老院。

但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人們開闢了新的發展之路，紛紛湧向城市，意圖發家致富，這樣一來，原有的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社會結構就被破壞了。

與此同時，啟蒙運動也鼓勵人們追求個人權利和幸福，因愛結合的婚姻便誕生了。

儘管如此，在二十世紀初期以前，限定在家族範圍內的求愛提親依然是年輕男女最主要的社交方式。

莫伊拉·韋格爾（Moira Weigel）在《愛的勞作：約會的誕生》（Labor of Love: The Invention of Dating）一書中介紹說，1890年股市崩盤導致一些農婦女性背井離鄉，進城成為了製衣廠女工、洗衣工、售貨員或是辦公室秘書，這也加速了更大範圍的人口城市化轉移。

到1990年，已經有過半的美國女性在外工作了。

在一定程度上，《棘手》中所述情況可以說是這本書的必然結果。

人口城市化也讓工人階級男男女女接觸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了。

無論是工作場合、通勤路上，還是電影院、冷飲櫃檯和遊樂場這些專為榨取年輕人口袋裡零錢的新興娛樂場所，都為男女交往搭建了平台。

因為和今天相比，當時的女性購買能力普遍低於男性，因此許多女性會以男人「請客」為條件接受約會，也正是這個原因讓她們有了「慈善女孩」的綽號（雖然她們也束手無策）。

科爾杜茨基寫道，「傳統的求偶方式具有儀式感，是建立在家庭細節講究上的一種交換，而約會的基礎則是社會對商品和服務的公共消費。

簡而言之，約會能促進經濟增長。

」這一點在今天的美國依然能得到驗證——每年光是在線交友行業就能創造200億美元的收入。

如果說戀愛結婚和家族之外的男女交友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那麼離婚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了。

直到十九世紀第一波離婚自由化的法令頒布，離婚現象依然十分罕見。

從通俗意義上講，離婚這個概念形成還不到一百年，二十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也催生了一種競爭型的約會方式，這時的約會已經沒有為婚姻鋪路的義務了。

二十世紀早期，飲料、漢堡和歌舞表演的帳單壓力讓約會對象們漸行漸遠，相比起來，在大蕭條後的之後幾年裡，約會本身成了一種通貨。

「要保持自己的股值，方法之一就是廣撒網，多約會，」韋格爾在書中寫道，「即便這麼做可能導致任意一次約會向穩定關係的轉化率降低。

」

直到戰後經濟繁榮時期，分手才真正進入我們的視野。

突然之間，大多數年輕男女都能夠支付得起出去玩一晚的錢，原本因為約會潮而備受歡迎的電報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生活。

按照韋格爾的話說，這就創造了一種「戀愛上的充分就業」。

年輕人不再儘可能尋找更多的潛在伴侶（或者說潛在的「被請客機會」），用這些名字填滿自己的約會和舞蹈日程簿，而是開始兩兩配對。

「穩定關係創造了分手，」韋格爾認為，「分手之痛的前提條件是，你先得穩定下來。

」在我們這個時代，分手這件事澆灌了一堆撈錢的APP，催生了許多電視真人秀，讓許多好萊塢電影風靡一時，甚至滋養了整個音樂圈，然而我們的分手歷史只有區區60年，說起來還是挺出乎意料的。

科爾杜茨基還指出，在檯面上，婚姻和約會的歷史還是局限於白人異性戀的歷史。

在美國南北戰爭以前，南部的黑奴不論男女都被看作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完全被剝奪了合法結婚的權利。

儘管男女奴隸之間非正式的結合併不罕見，但這種伴侶關係四成都會因國內奴隸貿易而被強行割裂。

在二十世紀之交，代理委員會往往會派出便衣警察來監視年輕男女之間的約會（由於懷疑他們涉嫌嫖娼），但和對同性戀者的監視相比，就相形見絀了——這同一批警員常常會嵌入同性戀約會的秘密空間，並且暴力相向。

正如科爾杜茨基說的那樣，「雖然我們都是一個共同歷史的繼承者，但總有些人手中攥著的那截繩子更長、磨損得更厲害。

」

儘管如此，在某些對伴侶的選擇始終不被法律認同的群體看來，科爾杜茨基書中的這個話題可能寡淡無味、毫無意義。

可以看出，《棘手》的主要受眾依然是和科爾杜茨基相似的那一類人，包括我在內：未婚的異性戀千禧一代女性，居住在城市裡，手上有點兒小錢可以自己支配，也有那麼一點寶貴時間。

她在書中提出，在今天，女性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自由，所以在她們選擇伴侶的時候，賭注也就提高了。

「責任與女性自主權相伴而行，我們既要選擇一個對的人，又要注意權衡，免得喪失太多個人隨心所欲的自由。

」如果說現在我們有更多路子、能投入更多時間去尋覓另一半，那麼也就有更多的可能會出岔子。

而且想想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吧：「我真想嫁給我最好的朋友啊！」我們的伴侶往往要承擔社會責任，還得照顧情感需求，所以在這個日益破碎的社會，萬一走錯一步，可能得承受比以往更大的代價。

當然了，這種自由很大程度上來講是虛幻的：雖然公開承認金錢和愛情掛鈎會被人貼上低級庸俗的標籤，但經濟對我們愛情生活的影響依然不容小覷。

比如說League這樣的約會軟體，就專為迎合「精英」客戶而設計；另一類稍微大眾化一些的軟體則通過對電影、美食、旅行或音樂的共同品味來進行配對，然而這些特質也都把用戶按照各自所在的階級分了類。

另一方面，儘管女性現在可以在沒有男伴的情況下到酒吧喝一杯，也能申請離婚，經濟的不穩定依然把她們框在了低質量的親密關係中——當失業率上升的時候，離婚率便會成比例下跌。

在我們的經濟體系中，女性的工資往往少於男性，所以有時候女人想要分手，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

對科爾杜茨基來說，起碼她或多或少弄清楚了自己想要什麼。

在分手後的幾年中，她已經擺脫了永遠圍著唯一一個伴侶轉的生活。

在這本書的結語中，她說，她現在已經搭建起了各種不同的關係，有些親密些，和鄰居、其他市民也有交流。

她向未來的另一種可能性邁出了試探性的第一步，把我們放在親密關係中的情感壓力更加均勻地分發到社交網絡的各個支線上。

換句話說，要是這樣的未來實現了，那麼這本書的標題也就失去了實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