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無須假設 經濟自有規律：人性與自然人

來源：楊韜略

導讀：

勞動創造財富，貨幣促進生產。

傅海棠的財富經濟學核心問題簡單易懂。

但其中可質疑的問題是：為什麼貨幣能促進生產呢？難道說，有智慧的人們會像毛驢追逐掛在眼前的蘿蔔一樣去追逐金錢嗎？有什麼內在邏輯嗎？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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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經濟人到理性人

雖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並沒有對人的本性做出描述，但後世的經濟學家們還是從他的著作以及其後的經濟學家的著述中，先後總結和發展了經濟學中對人性的假設，其中主要是「經濟人」和「理性人」的假設。

所謂經濟人，其實就是「經濟動物」的另外一種表述形式。

在這種假設下，人們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物質利益最大化，為此，人們會不擇手段。

在亞當斯密看來，經濟人具有利己本性，即便是有利他的行為，其本質也是為了利己。

所謂「人不利己，天誅地滅」即此之謂也。

在經濟人假設下，有四個基本特徵：

其一，經濟人是自利的，在社會活動中總是謀求個人利益；

其二，經濟人通過各種努力，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其三，經濟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其四，經濟人自利的邊界是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不損害社會的公共利益。

其後，經濟學家對經濟人假設不斷提出質疑、不斷進行修正和增補，逐漸發展出「理性人假設」。

所謂理性人，是指在經濟活動中會自發權衡利弊，以最小的代價去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合乎理性」的人。

在理性人假設下，存在如下的判斷：

1、人對自己的認識是清醒的，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2、人也是對外界有清楚認識的，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信息，因此會利用這些信息趨利避害以求利益最大化；

3、人的大腦也是精明的，能算出各種選擇的利弊；

4、人在決策時是充分理性的，他總會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那個方案。

當然，任何假設都是有缺陷的。

經濟人或理性人的假設也是如此。

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要做這樣的假設，主要還是為了計算的便利——他們發展了各種模型、建立和很多數學公式，力求用類似於物理學的精確公式推導出經濟發展的模式或者路徑。

比如，在物理計算中，要求出鐵球從高塔落下的時間，只需要以地球引力常數為基準，空氣的阻力是忽略不計的。

經濟學也是一樣，為了表述的方便，才會有這種假設，並忽略了很多其他看起來不重要的因素。

比如，在經濟人的假設中，人可以不擇手段，而現實世界中人要受到各種法律和道德的制約。

為了運算簡便，這種例外就忽略了。

在理性人假設中，要求世界上的抽象的人能得到充分的信息並且做出精確的判斷，這也是不可能的。

任何信息的傳遞都是有損耗和阻力的，但如果不做這樣的假設，很多公式就無法運行下去，經濟學大廈就構建不起來。

只是，傳統經濟學的這些模型假設，卻經常遭到最樸素的現實衝擊。

比如，按照經濟人假設，只要市場有錢可賺，人就會去努力工作。

而現實中卻存在大量自願失業的人：有的人會認為自己每天的工作報酬應該是100，但市場能給予的報酬卻只有80，這不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寧可餓死，也不吃「嗟來之食」，寧可呆在家裡發獃，也不肯去工作。

此時，人似乎變成了完全非理性的動物。

又比如，按照西方經濟學的人性假設，人是要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業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用這樣的理論來解釋大多數現象是可以的，但對於顯而易見的利他主義、慈善事業，卻無法用理性人假設來解釋。

而且，這樣的理論，也無法解釋中國的國有企業運營模式，尤其是不少國企的工作目標並不是利益最大化，而含有十分濃厚的國家利益傾向。

比如國企為了確保職工就業，寧可企業不盈利也要繼續開工生產；又如中糧公司這種大型糧食企業，很多行為並不是為了利益而是為了糧價的穩定；中國鐵路系統的公司，寧可承受相當長時間的虧損也要完成全國鐵路網的建設，等等。

所以，如果我們研究經濟現象，機械照搬西方經濟學理論，首先就會在它們最基礎的人性假設部分遇到障礙。

如果一味以其人性假設為前提做研究，就會對中國的經濟現象持有天然的批評態度，甚至完全無視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認為它不符合「經濟規律」。

其實，西方經濟學並不是唯一正確的理論。

建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西方經濟學本來就無法完整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

硬要把中國經濟模式套入到西方經濟學，只能貽笑大方。

更何況，人性本無須假設，因為，人是自然的人。

二、自然人

人生天地間，本是自然人。

天道有循環，人性無善惡。

所謂自然人，就是天地造物的純粹的人，是對人的最真實的定義。

當我們把所謂的經濟人假設的外衣剝下，人就變成了自然人。

既然是自然人，他的行為就與客觀世界的運行規律一樣，是可預測、可把握甚至可量化的。

在自然人的定義下，人不再是假設的動物，而是確定的人。

這種確定一旦建立，就意味著經濟學不再是假設之後的科學，而是確定性的哲學。

如果我們把人建構在自然人的層面上，則人性善惡之爭就首先有了確定性。

中國古代先賢對於人性善惡早有過爭論，其中代表性的包括：孟子的人性本善論，認為人天生具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等善性，無須後天培養；荀子的人性本惡論，認為人性善的部分都是假的；告子的人性無善惡論，認為食色性也，無所謂善惡。

除了上述三派之外，墨家、道家和莊子都是傾向於告子學派的；王陽明雖然也認為「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但他的格物致知是良知、我心即天理等主張，偏向於孟子的性善學說。

楊雄和王夫之等則主張人性善惡混在一起，後天修行才讓其顯現為善惡。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偏於人性惡或者無善惡、渾善惡的，往往在邊緣遊走，難登主流學派，倒是儒家主張的人性善更容易被國人接受，似乎這樣說大家就每個人都是聖人的坯子，猶如王陽明說的，「人人都是大聖人」，心下欣欣然就忘卻了自己骨子裡的惡了。

西方的基督教則認為人性本惡，而且是生來就有原罪的。

這種原罪來自於亞當夏娃偷吃禁果。

按照西方文獻的描述，人性的七宗罪就包括了貪婪、貪食、貪色、懶惰、憤怒、嫉妒等等。

對比一下中西差異，我們難免會對所謂的性惡論充滿懷疑。

最起碼，所謂的七宗罪，更多只是人本能的情緒反應，何以會變成罪呢？同時，主張性善論的也缺乏足夠的邏輯基礎：生下來懵懂無知的孩童，唯一的需求不過是生存而已，他會有所謂的善心自存？甚至於孟子的「見人即將落井而心生惻隱之心」，也不是必然之境。

王陽明主張的天性良知，也只存在於書本中而不是現實中。

其實，判斷善惡，本來就很難有統一的標準。

比如，殺人行為，剝奪他人性命，危害大眾安全，是天然的惡。

但是，如果是戰士上戰場，當逃兵才是惡，主動殺人反而成了善。

可見，善惡本是後天分，善惡的判斷，取決於判斷者所處的位置和判斷者自身的利益取捨——甲方的戰士在戰場殺死乙方的士兵，於甲方而言是善，於乙方而言卻是惡。

如果我們取中性立場，則這種行為不能以善惡論之：士兵處於自己的崗位，盡職為其責，失職為其過。

如果我們深入人心、直探人性，不難發現人性本無善惡之分。

所謂善惡，是後天意識的判斷。

人們習慣於把有利於自己和大眾的稱之為善，把不利於自己和大眾的稱之為惡。

對自然人來說，餓了吃飯、渴了喝水、成年尋配偶、壯年要生育、老年要休養，人生的過程自然而然。

在人生的過程中，人會有種種需求、種種顧慮、種種努力、種種選擇，一切都是為了自然的生存、繁殖。

由此而發生的各種行為，有其動物性的必然性，也有人性的必然性。

人性無所謂善惡，行為卻有好壞之分。

從人性出發，可以推斷人的行為。

依據人的行為，我們可以做出宏觀和微觀政策的調整。

這就是研究人性的目的。

看起來複雜的問題，還是為了回歸經濟研究的方向，因為對於人性善惡的不同態度，涉及到經濟學發展的方向選擇問題。

如果人性本善，那就不需要過多的市場干預，讓市場各人自由發揮就是了，正如王陽明所說，只要心存良知，就可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道就有了善行。

如果人性本惡呢，那就不只是立法設規矩，更要有強力的監管和政府干預。

三、從本能到行為

與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樣，來到世間的人，不需要任何教導，他的天然本能就會體現出來：生存、生活。

而隨著年齡的增長，青春期的來臨，人的另一種本能也就體現出來：生育、繁衍。

基於生存和繁衍的本能，經過後天的教育和洗染，人的另一種本能也會體現出來，那就是追求認同度。

於是，自然人的三大本能便一目了然：生存、繁殖、認同。

生存和繁殖，構成人生的終極目標。

為了生存，人是要搜尋食物、獵取資源的。

但世道艱險，資源稀缺，獲取不易，人性便在本能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來：

其一，懶惰。

減少對資源和能量的消耗，是生命體的本能性選擇。

懶惰便由此成為人的天性。

其二，貪婪。

資源的匱乏，會讓人天性有焦慮感。

自然環境的惡劣，以及生存的困難，則會讓人天生的恐懼感。

為了消除焦慮，人會不得不變得勤奮，不得不努力去尋找資源和伴侶。

也正是為了消除焦慮，人類才發展出了一系列文娛活動。

而消除焦慮和恐懼的最好手段莫過於占有更多資源。

所以，我們看到，與其他動物相比，人不只是能直立行走，也不只是會使用工具，更重要的區別是人善於儲藏食物和其它資源。

儲藏是為了不時之需，而一旦有了儲藏行為，人性的貪婪也就油然而生——儲藏得越豐富、越充足，人才會越放心，有滿足感和安全感。

其三，追求認同度。

人的行為準則是什麼呢？古典經濟學提出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要追逐利益最大化（可以不擇手段），現代經濟學則提出人了完全理性人和有限理性人的假設，認為人的行為會權衡投入產出，追求最少的投入最大的產出。

各路經濟學家修修補補，也始終無法解釋清楚人的利他行為和很多莫名其妙的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其實，這根植於人的「追求認同度」的本性。

這種認同度，可以是他人的認同，也可以是自己的認同，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我做，我願意。

簡單點說，想幹嘛就幹嘛，只要自己樂意。

匈牙利的詩人裴多菲有名詩傳世：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第一句話講的是生存，第二句講的是繁殖，而所謂的自由，其實是後天經歷和教育形成的「認同」。

人是一種可以為了某一種認同而不顧生命和愛情的動物，人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種有認同大於命的動物。

由上，我們從自然人的本能出發，能推導出人的三大人性：懶惰、貪婪、追求認同度，它們是人一切行為的基礎。

由此也能看到，人性是建立在滿足生存和繁殖的需求之上的。

而生存與繁殖，無所謂善惡，只是動物性的本能。

既然如此，人性無善惡的定論就可以成立。

從人的懶惰、貪婪和追求認同度三方面看過去，經濟人假設有其合理成分（貪婪），理性人假設也有其合理成分（追求認同度）。

而如果我們透視清楚人性的全部內涵，就不需要再對人做什麼假設，而只需要直接確定人的天性，並由此形成對人的行為的預判。

預判人的行為，我們不難發現，懶惰的天性，註定了人並不是天生勤奮的動物。

而貪婪的天性，又主動了人是可以為了滿足貪婪的慾望而不得不勞動的。

追求認同度的天性，則決定了經過後天教育，人是可以有理性的行為、可預測的行為。

建立在可預測行為基礎之上的經濟學，便是確定性的經濟學。

於是，當胡蘿蔔掛在毛驢的頭前，毛驢為了追逐胡蘿蔔而賣出的每一步，就都是為了實現自我利益的行為。

如果我們把貨幣異化為胡蘿蔔，人這種動物便有了為了追逐更多貨幣而勤奮勞動的動力。

於是，金錢促進生產就有了理論基礎。

由此可見，貨幣能促進生產——因為人有「追求更好」的本性，因為人的慾望是無限的。

人們有追求更好的生活的需要，凡是能儲存的有價值的東西，總會想要更多。

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發展，追求更大的安全，追求更多的繁衍，追求更長的壽命，人會持續不斷去努力，只要這樣的追求不變，貨幣的供應就能促進生產，因為生產能帶來更多財富、更多利潤、更多商品和服務、更多消費和享受，進而滿足人的一部分慾望，而又因為人的慾望是無限的，所以貨幣促進生產也是可持續的。

四、自然人與政府

當我們確定了自然人的概念，從人的本能出發，推導出人性，繼而研究人的行為。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自然人與此前的經濟人和理性人的區別：

1、自然人以生存和繁衍為第一需求，會為實現生存和繁衍而做各種事情；

2、自然人為生存和繁衍而做出的事情，有善惡有好壞，他未必自覺，未必自律，其行為甚至可能有極大的危害性；

3、自然人不可能獲得充足信息，不可能有完美決策，行為存在很大的錯誤和缺陷可能性；

4、自然人的本能選擇是趨利避害，但鑒於其信息非完整、智力非完美、決策非完全理性，這使得他在選擇時未必總能趨利避害，有時候反而飛蛾撲火。

更重要的是，除非符合認同，否則，自然人是不會考慮他人利益、集體利益等外部性因素的。

5、自然人會追求認同度的最大化，一旦陷入自我認同的境地，會做出種種非理性行為、非人性行為，甚至可能損害他人利益乃至放棄自己的生命。

在認同度最大面前，人無所謂理性與感性，無所謂生存與繁衍，這使自然人具有極大破壞潛力；

6、自然人有顯著的從眾意識，以減少恐懼、消除焦慮、滿足生存和繁衍的需求、滿足提升認同度的需求。

在群體中，自然人的角色經常會消失，群體行為將取決於群體的集體意識。

當群體形成時，大眾意識的趨同化會使得群體智能低下，群體的戰鬥力更強，但其破壞性也更強。

由此可見，一旦人不再是單純的經濟人，也不再是單純的理性人，而是回歸到自然人，我們就會明白，社會中的自然人不是聖人、也不是善人，只是一個為了滿足自我生存繁衍和提高認同度的普通人。

他會為生存而奮鬥，也會犯各種低級錯誤，一旦納入群體，還會具有更大的破壞性。

也正因為如此，經濟發展不可能任由自然人去自然發揮，必須發揮政府的監管職能。

也正因為如此，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是好的市場經濟。

僅僅依靠自然人們（包括他們建立的企業）的自律，不可能構建一個純粹的、健康的市場。

如果任由市場自由發揮，在一次次優勝劣汰的博弈中，社會損失極大，且最終會以自然法則建立弱肉強食的規則，而這，卻不利於社會的發展。

所以，從自然人的本性出發，我們就能發現，人會在思維和行為中反映本性，追求舒適、追求安全、追求長壽、追求繁衍、追求發展、追求……，人的慾望是無限的，若不加以約束，容易形成損人利己的氛圍，最終損害了社會也就損害了自己的生存環境、損害了自己的未來。

沒有人是完全理性的，在約束不夠的情況下，人為了自己當下的利益是完全可能損害他人、損害社會、損害未來的，這是非理性的表現。

人若是完全理性的，應是自己獲得利益的同時，也有利於他人，有利於社會，有利於未來，這樣人獲得的利益才能持久和重複獲得，這才是理性的思維和行為模式。

所以人需要管理、需要監督，需要計劃的引導，需要體系和制度的約束，所以國家層面要依法治國，企業層面要反壟斷（如果一個企業獲得了絕對的壟斷地位，它很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侵害社會的利益）。

為什麼經濟需要調控，企業需要管理，國家需要法治？這是為了杜絕個體不擇手段地利己。

現實生活中，越是偏向於無私的人，越能理解本質，抓住重點；越是偏向於自私的人，越可能偏離本質，抓不住重點。

長遠來看，先利己後利人，得到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會更大。

這就好比農民種田，播種、施肥、除草、澆水……，農民一系列的付出之後，莊稼才會有更好的收成。

先利己會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必須有引導，有約束，有制度，有管理，才能形成先利人後利己或同時利人利己的氛圍；若沒有引導，沒有約束，沒有制度，沒有管理，整個社會就容易形成先利己後利人甚至損人利己的氛圍。

完全靠市場參與者自己來是不行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是不行的，一定要有有效的約束體系，有效的約束體系主要靠政府來制定和監督。

自由市場自發產生的所謂體系，其高度是不夠的，因為市場參與者的自私是充分的，混亂和難以協調是必然的。

因此，定位自然人，則意味著我們應該徹底放棄純粹的自由化的市場經濟，而應該構建政府監管為引導的、自然人依法守序競爭博弈的市場，這個市場，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產物。

而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恰恰就是這樣的產物。

那麼，在市場中，政府應該如何發揮作用？自然的人應該如何發展？政府與個人應該如何協調一致謀求發展？上面這張圖已經反映了其內在邏輯，我們以後會逐漸展開。

（本文是即將出版的《傅海棠的財富經濟學》的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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