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通訊內容成偵查重點兼顧隱私保護方符正義 - 網管人

大法官並認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簡稱：通保法）所規定之通訊監察書原則上應由客觀、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核發，故通保法後續進行相關的修正。

疫情時代儲存難題怎解？快來聽專家說分明 熱門活動精彩回顧都在這 >深度專訪 手機 數位資訊成辦案重要證據　然秘密通訊也應受到保障 手機通訊內容成偵查重點　兼顧隱私保護方符正義 2021-06-02 陳佑寰 手機通訊為科技偵查蒐集證據的重點項目，惟因涉及民眾隱私的保護，須依法審慎處理。

而科技偵查手段上如何精緻化並兼顧秘密通訊的保障，尚有待觀察相關法制的發展。

  現今民眾人手一機，手機通訊的進步帶給人們生活的便利，亦有助於防疫維安，但也可能遭非法利用。

正如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手機通訊亦為科技偵查蒐集證據的重點項目，惟因涉及民眾隱私的保護，須依法審慎處理。

手機通訊內容作為證據 最近幾起警界新聞事件凸顯手機通訊內容作為證據的重要性。

在黑衣人夜闖台北市警松山分局的「松山之亂」，為釐清是否有關說疑雲，警政署長竟要求局長交出手機以供鑑識之用；而在義警餐敘的場合潑灑大量蟑螂的「蟑螂之亂」，嫌犯被逮捕前已丟棄手機企圖湮滅事證。

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在犯罪偵查上，手機通訊為警方辦案偵查的重點。

例如對於涉嫌販毒者監聽其手機通訊，倘查悉販賣毒品的暗語及交易時地，則進而搜索逮捕，人贓俱獲；在智慧型犯罪如白領階級炒作股票，實務上亦有藉由電話監聽以查緝不法。

警方對嫌犯住所及身體搜索時，通常會一併扣押其手機，或經嫌犯同意取得其手機，再進行數位鑑識。

而民眾權益受侵犯而報案時，也常會附上手機裡的通訊紀錄，以截圖或翻拍的方式提供給警方。

這類的案件通常與當事人表示的內容有關，可能是在群組對話裡的誹謗、公然侮辱等，也可能是私密對話裡的騷擾、色情、詐欺、恐嚇、或是與性侵害相關的證據。

值得注意的是，實務上關於手機通訊軟體留存的紀錄多係針對過去已發生者，可能是受害人提供手機通訊給警方，或是警方已鎖定嫌犯而透過搜索取得其手機。

若是要對於嫌犯未來或現在將進行的手機通訊進行蒐證，則可採取電話監聽方式，但隨著嫌犯改用通訊軟體如LINE或WeChat聯絡，警方難以循往例掛線監聽。

因此有提議採用設備端通訊監察的方式，例如在當事人的手機植入木馬程式，以查悉通訊內容。

秘密通訊的保障 按憲法第12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31號解釋即闡明該條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利。

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

大法官並認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簡稱：通保法）所規定之通訊監察書原則上應由客觀、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核發，故通保法後續進行相關的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259號刑事判決認為前開大法官會議解釋及通保法所指稱之通訊監察，應限於「現時或未來發生」之通訊內容，不包含「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

偵查機關如欲取得「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應回歸適用刑事訴訟法，依刑事訴訟法搜索扣押相關規定為之。

過去已結束的通訊內容 在刑事案件實務上常見警方以嫌犯手機中所擷取的資訊作為證物，例如「過去已結束」的LINE通訊內容。

手機及其中的數位資訊（屬於電磁紀錄），原則上應依法官核發的搜索票才能進行搜索扣押（參見刑事訴訟法第122條及第128條規定），或是經過當事人同意而取得。

但若是未取得法院搜索票，而由檢察官或警方以公函命通訊服務商提出某嫌犯之通訊內容？實務上雖然會有通訊服務商配合提供，但也有通訊服務商表示未留存或超過留存期限（不知是真是假？）或推說這是母公司的權責範圍，故應由母公司決定。

而如果通訊服務商以沒有法院命令為由拒絕提供，是否有理呢？ 前開最高法院判決認為：檢察官對於「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之非附隨搜索之扣押，原則上應向法院聲請核發扣押裁定，不得逕以提出或交付命令之函調方式取得，方符保障人民一般隱私權之旨。

其理由為：以現今資訊世界大量仰賴通訊軟體與通訊服務，有大量之隱私儲存於此，如容許偵查機關未經法院之介入，逕行調閱，其侵害隱私至深且鉅，顯違比例原則。

且如涉及外國網路通訊業者或行動電信業者，其等必先思考該提出或交付之程序是否符合該公司之本國法律（如Facebook、Google業者適用美國法，LINE業者適用日本法），倘該國法律採令狀原則，而我國不採，則業者可能因此拒絕提供該等內容，將有礙檢方對使用通訊科技設備犯罪之偵辦。

現時或未來發生的通訊內容 若是要對於嫌犯「現時或未來發生」的手機通訊進行蒐證，可採取電話監聽方式，須依通保法規定辦理，由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

此須遵守重罪原則、相關性原則、令狀原則、一定期間原則、事後通知原則、監察對象特定原則、最後手段原則，以保障人民祕密通訊之自由（參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56號刑事判決），否則可能違法且被排除證據能力。

然而，隨著嫌犯改用通訊軟體如LINE或WeChat聯絡，則警方已難採用過往掛線監聽方式。

因通訊軟體之技術多採用去中心化之網路傳輸及加密技術，即使依通保法取得法院核發的通訊監察書，技術上要擷取及解密成功恐有相當難度。

有鑑於此，法務部於2020年9月間預告制定「科技偵查法」草案，為許多科技辦案的手段（如無人機、GPS、M化車、設備端通訊監察等）建立法源基礎，並就干預基本權層級較高者設計須經法院許可的令狀管制。

其中之一即為「設備端通訊監察」也就是：侵入受監察人所使用之資訊系統或設備，在通訊尚未加密前之發出端或已解密後之收取端，記錄未加密或已解密之通訊內容之方式，而實施之通訊監察（例如在收發端當事人的手機植入木馬程式以查悉通訊內容），並準用通保法之程序規定。

但該草案卻引發國家老大哥可能不當監控人民的疑慮而遭到擱置。

科技偵查手段上如何精緻化並兼顧秘密通訊的保障，尚有待觀察相關法制的發展。

＜本文作者：陳佑寰目前為執業律師。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碩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碩士。

專攻領域為智慧財產權法、高科技產業議題及資訊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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