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出軌,薩特搞外遇,但他們仍然是一對好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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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04年德國塔森出版社出版的《巴黎,我的愛》(Paris Mon Amour)影集封面。

而這張照片攝於1975年某個清晨,是攝影師讓-盧普•西夫在花神咖啡館的游廊里拍攝的。

2015年的某個清晨。

站在同一塊玻璃之後,對著太陽。

你會發覺取景框中的場景有著驚人的還原度。

一切似乎都在,甚至聖日爾曼大道上的人。

1887年,花神咖啡館開始營業,之所以取名花神,據說是因為一尊古羅馬女神小塑像。

1913年,詩人阿波利奈爾投資花神,將一樓變成文藝雜誌《巴黎之夜》編輯部,即使在一戰期間,他也沒有改變習慣,定時來到花神的辦公室。

1917年春天,他將菲利普•蘇波介紹給安德烈•布勒東。

不久,藉由阿波利奈爾,這兩個年輕人又與路易•阿拉貢相識,從而奠定了達達主義的團體基礎。

同年,在花神他發明了「超現實主義」這個詞。

阿波利奈爾死於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1919年,達達運動的主將,羅馬尼亞人特里斯坦•查拉來到巴黎,他指名來到花神,向阿波利奈爾致敬。

1920年代,一個叫安德烈•馬爾羅的年輕人經常來喝一杯冰的潘諾茴香酒。

那時,他剛發表了詩體小說《紙月亮》。

十年後,1933年小說《人的境況》獲龔古爾文學獎。

1959年,他成為戴高樂時期的文化部部長。

1930年代。

某夜。

一個叫帕斯卡爾的侍者穿行店堂。

他剛為游廊中的詩人雷蒙•格諾續了咖啡。

之後,他從兩張桌子中間走過。

一邊坐著「愛欲與死亡的大師」喬治•巴塔耶,另一邊坐著超現實主義詩人羅傑•維特哈克。

他與一些蒙巴納斯「逃出」的藝術家打著招呼。

先是野獸派的安德烈•德蘭,接著是雕塑家賈科梅蒂。

在一個遠的角落,他看見超現實主義畫家伊夫•唐基與作家裡奧•馬萊交談。

終於,他停下腳步,把一杯咖啡放在導演馬賽爾•卡爾內面前,幾張紙上是電影《霧碼頭》潦草的台詞……

薩特與波伏娃的「花神」傳說開始在淪陷時期。

一場傾城之戀。

波伏娃在1941年1月來到花神,當時薩特還囚禁在德軍的戰俘營。

4月,薩特回到巴黎,他們基本就在咖啡館工作了。

有關這段歲月,薩特寫道:「我們完全生活在這裡了:從早上九點到中午,我們在這兒工作,之後去吃中飯,兩點鐘我們重新回到這兒,和遇到的朋友們聊天直到八點。

晚飯後,我們再接待約好的人。

這可能讓你們覺得奇怪,可是我們已經把花神當成家了。

即使空襲警報響起,我們也只是假裝離開,之後爬上二樓繼續工作。

1943年,薩特出版了《存在與虛無》,他的第一部戲劇《蒼蠅》上演。

波伏娃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說《女賓》。

那個時代,比之咖啡館,「花神」更像一個英式俱樂部。

十來人一桌,每天都聚集著故交和新知。

每個人都可能突然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只要你知道如何讓他們接受。

那個時期的花神,一邊是以超現實主義詩人賈克•普維為中心的「普維幫」,另一邊是恢宏的「薩特家族」,當然,還必須有瑪格麗特•杜拉斯領導的「共產主義小組」,包括作家迪翁尼•馬斯科羅和羅傑•瓦拉,前者是杜拉斯的情人,後者在1957年以小說《律令》獲龔古爾文學獎。

1946年10月,薩特買下波拿巴街42號的一所大公寓,與母親生活在這兒。

他的影響力達到極點,堪比伏爾泰和雨果。

薩特是聖日爾曼德普萊的霸權。

存在主義統治眾人。

他與波伏娃成為偶像,他們的波希米亞生活方式,他們踐行的「必須」與「偶然」的愛情觀。

年輕人談論著《存在與虛無》。

在左岸,知識分子等同於性感,是勾引女孩兒的利器。

美國作家納爾遜•奧爾格林戲謔薩特的風流事,「儘管他身材短小,斜眼兒,穿著邋遢,可他把女人搞上床的本事不比加里•格蘭特差。

」說對了,但是他本人也沒有斗過薩特。

1947年,波伏娃訪美時與奧爾格林相遇,熱戀。

她描述他「如同拳擊手般粗率」。

1948年,波伏娃搬入拉丁區布希里街11號三個房間的公寓,看得見塞納河、聖母院。

她寫信給奧爾格林,說:「這將是我們的地方……除了你沒有男人可以睡在這兒。

1949年5月,奧爾格林到來,他給公寓起名「波伏娃酒店」。

她叫他「鱷魚丈夫」,他叫她「青蛙老婆」。

快樂永遠短暫。

他們的現實是:波伏娃需要巴黎輝煌的知識分子生活,以薩特為核心。

奧爾格林需要一個洗衣做飯過日子的女人。

他送給她一枚銀戒指,表明婚姻企圖。

可是,這不足以抵擋薩特。

電影《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結尾,奧爾格林無法忍受薩特的挑釁和羞辱,憤然起身,請求波伏娃與他一起走。

波伏娃猶豫一下,不動聲色。

薩特用手摟著她的肩膀,輕蔑地看一眼奧爾格林,回答記者的提問。

閃光燈將一切變成空白。

1949年9月,奧爾格林回到美國。

不久,波伏娃開始寫作《名士風流》,並告訴奧爾格林這本書將獻給他。

但,奧爾格林讀到英文版後憤怒了。

書里寫了很多他們關係中的私密細節,一些深度交談也被寫成一個美國作家與法國心理學家之間的對話。

奧爾格林與波伏娃決裂了幾年,後來也只是恢復了有限的交流,對於這個男人來說,傷害是不能彌合的。

1954年,波伏娃憑這本書獲得龔古爾文學獎。

「我生來就為了歡娛/而這一點兒也改變不了/我的鞋跟太高/我的身材太好/我的酥胸太傲人/我的眼圈又太黑/而之後/對此你又能怎樣/我就是我/我為悅己者容/我就是我/我就是這樣……」歌的結尾有小號聲,她知道他在那兒。

他們交換目光,一笑。

他說:「總會有一個人等著我。

」她說:「總會有一個人等著你。

」他們開始跳舞,嘲笑所有黑著的窗子和背後的沉睡。

這是另一場相遇的開始。

她是朱麗葉•格列柯(Juliette Gréco),他是鮑里斯•維昂(Boris Vian)。

然而,維昂是有老婆的,他的老婆叫萊格麗茲。

萊格麗茲有兩個身份:「維昂的妻子」與「薩特的情人」,她堅決選擇後者。

她與薩特的情人關係持續30年,直到薩特離世。

當年,19歲的格列柯孤身來到聖日爾曼德普萊。

在戰後法國的自由歲月,她流連咖啡館,在「花神」,在地下俱樂部「禁忌」(Le Tabou)進行音樂與詩的演繹。

她混在作家、藝術家之中,幾乎與所有人相熟。

她用獨特的音色唱著《如果你想像》、《我就是我》、《我恨星期天》、《你好憂愁》、《不要離開我》……從世紀中唱到世紀末,從紅顏到白首,把別人唱成往事。

她依然活著,活成傳奇。

鮑里斯•維昂是波希米亞的魂魄。

他身份複雜,是法國標準化協會工程師、爵士樂手、小號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翻譯家、評論家、畫家、演員、歌曲作者。

1940年,維昂與米歇爾•萊格麗茲相遇,第二年結婚。

1942年,他們有了兒子派屈克。

1946年,維昂寫了《歲月的泡沫》《北京秋天》,並用15天時間寫成《我要到你的墳頭吐唾沫》。

也是這一年,在維昂夫婦做東的某次聚會上,出現了薩特、波伏娃和加繆。

維昂成為這個小圈子的一份子,並開始在《現代雜誌》發表作品。

維昂崇拜薩特,並在《歲月的泡沫》中給他一個重要角色。

諷刺的是,他的妻子此後成為薩特的情人。

1951年,維昂與萊格麗茲離婚,結束了混亂的局面。

薩特與波伏娃都很喜歡維昂,但是因為這段亂情一切都不同了。

作為報復,維昂本打算把波伏娃弄上床,他確有機會,但還是沒有下手。

1959年6月23日,早晨,維昂坐在瑪赫博夫影院的黑暗中。

銀幕打出片名《我要到你的墳頭吐唾沫》。

此前,他與製作人就電影改編激烈爭執,並公開指責這部電影,聲稱要將他的名字刪除。

電影開始幾分鐘,他脫口而出:「這些傢伙也算是美國人嗎?呸!」隨即心臟病突發倒在座位上,在去醫院的路上死去。

萊格麗茲與薩特的情人關係持續30年,直到薩特離世。

關於她的兩個身份:「維昂的妻子」與「薩特的情人」,她堅決選擇後者。

2011年有一場向維昂致敬的展覽。

91歲的米歇爾•萊格麗茲接受採訪,講述了她與維昂的故事,那次初見,說起來像是幾生幾世之前「1940年夏天,在卡普布雷通的海邊,一場聚會,我去了,我沒有被鮑里斯特別地吸引,我想我沒有看見他。

他有點兒靦腆,待在他的角落……」

1961年7月及1962年1月,薩特的政敵,「秘密軍隊組織」兩次爆炸襲擊了薩特的公寓,沒有人受傷,可房子損毀嚴重。

不久,薩特也賣掉了波拿巴街的公寓,離開聖日爾曼德普萊,搬往蒙巴納斯。

薩特走了,「花神」並不寂寞。

20世紀60年代,她屬於電影。

「在這個時代,人們印象中所有電影人都聚集在此:男演員和他們的女神、寫對白的人、布景師,幾乎全部參與電影製作的人。

」主演希區柯克電影《擒凶記》的丹尼爾•蓋林這樣形容。

1958年,簡•辛貝格出演《你好,憂愁》,受到特呂弗和戈達爾關注。

她與簡•方達是咖啡館當時最有名的美國女客。

1962年,羅曼•波蘭斯基拍攝了第一部長片《水中刀》。

1963年,他來到巴黎,成為「花神」光芒四射的年輕人。

作為「花神」多年的老客人,馬賽爾•卡爾內經歷了《夜間來客》《天堂的孩子》的榮耀,也經歷了《夜之門》的失意。

詩人、歌手裡奧•費雷每次進入「花神」,肩膀上總坐著一隻長尾猴。

在「花神」,也不缺新的知識分子,「新小說」派創始人阿蘭•羅布-格里耶構思他的小說,1960年,他擔任編劇,阿侖•雷乃拍攝了電影《去年在馬里昂巴德》。

此外,還可以相遇羅蘭•巴特、薩岡、米歇爾•布托爾、娜塔麗•薩洛特、羅曼•加里。

另一支時尚人馬也開始現身「花神」。

服裝設計師聖•洛朗、紀梵希、拉格菲爾德、紀•拉羅什……

朱麗葉•格列柯曾說:「『花神』里的人們總比外邊的好看一點。

1984年,老闆布波轉手了他經營44年的「花神」,賣出時他提出兩個條件:1. 保持文學傳統。

2. 保留特色菜——煮雞蛋配麵包、黃油。

無論如何,這裡總不缺貴客。

賽日•甘斯布每次都會喝兩杯巴斯的士51茴香酒,他在咖啡館的綽名為「102」。

畫家法蘭西斯•培根通常在中午時到來,直到夜幕降臨。

「花神」早上最初幾個小時的一些常客中就有攝影師讓-盧普•西夫。

「針織皇后」,設計師索尼亞•里基爾和她的女兒娜塔麗每天預訂同一張桌子,直到下午一點半。

誰不小心坐了這個桌子便會被侍者請走。

勞倫•白考爾每年在巴黎住幾個月,住在聖日爾曼德普萊,她總在「花神」度過很長時間。

審慎、優雅。

巴西作家保羅•柯艾略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出版後,在「花神」度過了他在巴黎的大部分午後。

美國電影人繼續「花神」情結。

莎朗•斯通喜歡喝一杯香檳。

羅伯特•德尼羅喜歡在漫長的上午觀察行人。

弗朗西斯•科波拉在一次電視採訪里宣稱,他的夢想就是生活在聖日爾曼德普萊,這樣就能每天早晨到「花神」吃早餐。

約翰尼•德普沒有固定時間,早上、下午、晚上。

春天,伊薩貝拉•羅塞里尼喜歡慵懶在露台上。

傑克•尼克爾森咬著雪茄曬著最初的太陽。

還有阿爾•帕西諾、蒂姆•伯頓、雪兒、保羅•奧斯特。

1994年,在咖啡館一張桌子邊,弗雷德里克·貝格伯德設立「花神文學獎」,旨在獎勵有「前途」的天才作者。

評選標準為:原創性、現代性、活力。

評委會以其獨立、自由、傲慢著稱。

每年的11月某晚,該獎在咖啡館內頒發。

獎金6100歐元和一隻刻有獲獎者名字的酒杯,並可一年內享用羅亞爾河谷出產的「波梅」白葡萄酒。

如今,花神小小的空間依然坐滿了聲色男女,音樂、談話聲、笑聲混雜在一起, Cafe Express Flore的杏仁香在煙霧裡招搖。

有人曾把咖啡館比作是法國的骨架,說如果拆了它們,法國就會散架。

徐志摩也說過,「如果巴黎少了咖啡館,恐怕會變得一無可愛。

」咖啡里,濃縮了巴黎人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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