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紀念專題】顏擇雅（下）：張愛玲曾預測九七後的香港 ...

答：張愛玲不以香港為家，最重要原因是她不需要家，只需要個棲身之所。

家不只是房產與家具，還有對土地的感情。

一九六三年〈重訪邊城〉英文版寫了她 ... 文化 系列 社會 藝文 飲食 專欄 健康 教育 時尚 設計 影片 【張愛玲紀念專題】顏擇雅（下）：張愛玲曾預測九七後的香港　「預測得神準！」 Share 返回系列 我的收藏 所有收藏 熱門文章 熱門文章 編輯精選 ADVERTISEMENT 系列 張愛玲一百年 【張愛玲紀念專題】顏擇雅（下）：張愛玲曾預測九七後的香港　「預測得神準！」 13.08.2020 黃雅婷劉玉梅 分享 留言 「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

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

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裏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還可以這樣，就這樣。

」張愛玲作品〈浮花浪蕊〉（來源：法新社／PIERRE-ANTOINEDONNET) （編按：台灣出版人顏擇雅在出版上獨具慧眼，一人成立雅言文化，發行《世界是平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和《西方憑什麼》等暢銷書，屢屢激起華文文化中不同議題的討論。

對於張愛玲，她一樣讀得獨特，總是總讀出書中曖曖的光。

在張愛玲一百生辰的日子，她為讀者再度翻開永恆之作，細細分析張愛玲作品中的符號和密碼，張愛玲的智慧和目光原來至今仍然清透如炬。

此為上下集之下集。

） 問：張愛玲為什麼始終沒有把香港當家？ 答：張愛玲不以香港為家，最重要原因是她不需要家，只需要個棲身之所。

家不只是房產與家具，還有對土地的感情。

一九六三年〈重訪邊城〉英文版寫了她許多親戚之所以陷在大陸，就是固守祖傳土地（hangontoland），這段中文版刪掉了。

後來長居美國，也絕對不是對那片土地有感情。

根據她給於梨華的信，原因如下：「我需要的如privacy，獨門獨戶，買東西方便，沒有傭人，在這裏生活極簡單的人都可以有，港台都很難……」但這應該是久住以後的心得，去之前是不知道的，去之前，也看不出她有像洛貞那樣「不過想走得越遠越好」—這句話我們應該把它放在小說主旨來看，把它當一把鑰匙，去探究當時的中共為何給洛貞造成巨大的心理陰影。

張愛玲離開香港不是因為「想走得越遠越好」，最大證據是她當時熱中算命。

依據〈重訪邊城〉英文版，她來香港前有去算命—算命就是內心不篤定，不知何去何從。

張愛玲五十年代在香港問牙牌的問題，依據馮睎乾公布的起課內容，有「應否來港」還有「問去台灣」，可見人都到香港了，依然不確定來香港對不對。

這段期間她在香港創作成果豐碩，不到三年就完成《秧歌》、《赤地之戀》中英文兩種版本，接美國新聞處的翻譯，還有大明星李麗華來請她寫劇本，赴美心態最可能是闖闖看再說，不順利再回香港即可。

問題是她很快跟賴雅陷入熱戀，結婚了，當然就要住美國了。

等賴雅在一九六七年過世，她已完全適應美國的生活。

但光從作品來看，香港對她的意義是比上海還大的。

她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寫給鄺文美的信：「九七大限當前，還有更大的忙亂。

我每次看到香港的消息都覺得恍惚，像有doublevision疊印在九七前後的景象上。

」 在張愛玲眼中，鄺文美（圖）是天底下最像曼楨的人 事實上，張愛玲過世後才發表的〈重訪邊城〉中文版（創作時間不可能早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因為台灣部分故意寫出席德進名字，卻把王禎和寫成「小朋友」或「青年」，可見是在王禎和得罪她之後），香港部分就有大量doublevision的描述—明明是在一九六二年夜晚靜寂的街上獨走，眼前湧現景色卻是二十年前她與炎櫻一起逛的鬧哄哄市集。

結尾意象是「一縷屎臭」。

張愛玲的解讀是：「我覺得是香港的臨去秋波，帶點安撫的意味，看在我憶舊的份上。

在黑暗中我的嘴唇牽動著微笑起來，但是我畢竟笑不出來，因為疑心是跟它訣別了。

」翻譯成白話：香港怕我太想念它，故意給我聞這個。

這麼幽默，我卻笑不出，因為真的不捨，知道自己可能不會回來了。

至於為什麼既不捨又不想回來？這要看她描述doublevision那段。

她把香港帶給她的回憶比喻成一隻鍾愛的貓，舊地重遊是「一同封死在鐵桶裏，再鍾愛的貓也會撕裂你的臉，抓瞎你的眼睛。

」 張愛玲中晚年也不是沒寫過上海，卻不見情感如此濃烈的文字。

張愛玲居美時的隨身筆記 問：香港對於張愛玲有何意義？留美的她對香港往後還有關注嗎？ 答：一，香港形塑了她的金錢觀。

一九四五年在〈我看蘇青〉文中寫到她夢見回到香港宿舍，回想起來就一直哭，姑姑也不懂她哭什麼。

那段讓我們了解，張愛玲本來不知窮學生是什麼滋味，去了香港才知。

換句話說，日後她遇到缺錢狀況，第一次來港經驗就成了最重要參考值，助她理解自己可以節省到什麼地步。

二，香港讓她理解自己抗壓的極限。

《小團圓》開頭與結尾都是港大時期「大考的早晨」，主角拚死拚活唸書，變成日後的噩夢素材，但一定也讓她日後應付高壓時（寫劇本的截稿壓力之類）感到較篤定。

三，香港讓她理解計劃趕不上變化，還有禍福相倚的道理。

在一九七八年她寫給麥卡錫那封信中，她說她老早明白禍福相倚的道理，但她這種經驗的第一次不就在香港？拚死拚活唸書，為了去英國，結果日軍偏偏在大考的早晨打到香港。

學業中斷照理說是禍，回上海變名作家卻變成福。

但如果沒有成名這個福，也不會引來胡蘭成這個禍，等等。

六十年代，她又拚死拚活，這次是為了寫英文小說，挫折連連，沒想到反而在台灣成為名作家。

這時她感受應該是：又來了。

四，香港給了她兩位知交：炎櫻與鄺文美。

一九五五年船上那場大哭，就是為友情。

正因為香港對她意義非同凡響，因此她過世前相當關注香港。

宋淇明明在一九八九年告知她不會移民，到了一九九四年，她只是讀到鄺文美信裏心情煩亂就誤以為鄺宋夫妻將要移民。

後來意識到是誤會，下一封信就寫出她對主權移交的看法：「所以造成這大而深的誤會的是我有些顧慮老沒提起，認為是多餘的話，因為你們不會沒想到。

例如好醫生即使決定不走，以後看形勢也許還是要走。

不走，也可能會應召去專治政要。

」意思是，張愛玲認為那些九七前不走的香港人，將來可能還是要走的。

中國一定會改變香港，最好的資源將屬於紅色貴族專享。

同一封信繼續：「當然香港也許九七後幾年沒什麼變化，為了作榜樣給台灣看。

但是Clinton明言不干涉攻台，不像前任還多少留點迴旋的餘地。

亮起綠燈，九六年攻台也許不僅只是恫嚇。

我甚至想，人在香港是不要緊，人在他手裏就可以設法要別處的錢。

」意思是一國兩制能否維持她高度存疑，但兩制對中共多少還是有好處的，就是可以透過香港取得外資。

值得留意的是，這封信寫成時間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七日，她過世前十個月。

問：在〈浮花浪蕊〉中還有沒有重要的東西應該被讀到？ 答：張愛玲沒在竹幕降下前的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而是在三年後才離開，這點跟〈浮花浪蕊〉中的洛貞一樣。

當年沒離開，一是嫌麻煩，在一九四五年〈我看蘇青〉中寫：「我們經濟力量夠不上避難」，這是指逃到後方，後面用括弧解釋：「因為逃難不是一時的事，卻是要久久耽擱在無事可做的地方。

」不過更重要原因，應該是她原本對中共印象並沒壞到哪裏。

《小團圓》交代如下：「在她覺得共產這觀念其實也沒有什麼，近代思想的趨勢本來是人人應當有飯吃，有些事上，如教育，更是有多大胃口就拿多少。

不過實踐又是一回事。

至於紀律，全部自由一交給別人，勢必久假而不歸。

」 換句話說，張愛玲是贊同共產主義理想的，對剝奪自由雖有疑慮，但也只是疑慮。

這可以解釋為何她第一時間不只沒避秦禍，還在〈十八春〉與〈小艾〉兩部新作的結局歌頌新政權。

那為什麼她到了一九五二年要離開中國？一出來還馬上寫出《秧歌》？ 要了解她的心境轉換，〈浮花浪蕊〉就顯得重要無比了。

〈浮花浪蕊〉有寫出上海資產階級說服自己不必逃難的說法：「日本人的時候也過過來了。

」意即共產黨再糟也沒日本人糟。

「在裏面反正大家都窮。

一出去了就不能不顧點面子。

」這話突顯了范妮的確有先見之明——她根本不必擔心變窮，因為她老早就窮了，她了不起之處，正是在家道中落後還有辦法維持門面，如果大家都變窮，她應該樂得輕鬆才對，偏偏是這樣的人知道要趕快離開，可見是為了自由。

張愛玲如此塑造范妮這個角色，是因為她一向偏愛「參差的對照」。

同樣是受不了當時的中共政權，洛貞與范妮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范妮是追求自由，洛貞卻是為了良知，不想參與集體暴力。

中共上台後數年，洛貞有意識到「光是窮倒又好了」。

窮之外還有什麼？沒有明寫，讀者只能意會，倘若張愛玲沒刻意安排如此一條草蛇灰線，去突顯洛貞超級敏銳的良知，強烈過人的義務意識，讀者真會誤以為她跟范妮一樣，也是為了自由。

講明白些，創作〈浮花浪蕊〉時的張愛玲所以反共，已不只是為了自由（見《小團圓》），不只是為了譴責暴力與黨員互相出賣（見《秧歌》與《赤地之戀》），而是認定中共統治所要求的社會動員必會腐蝕道德。

一九四六年張愛玲在散文〈中國的日夜〉中，她給中國人羣體的比喻是「補釘的彩雲」，然而一九七八年〈浮花浪蕊〉卻變成了「成羣撲面的蚊蚋」，這兩種比喻，讓我們看見在那三十年間，張愛玲對中國的觀感變化。

（尊子作品） 〈浮花浪蕊〉有這樣的一句：「這年頭就連老朋友，有些話也不敢深說」，說的是當時中共曾煽動起羣眾對舊勢力與反革命的仇恨，舉報成為被鼓勵的行為，這就是社會動員。

這也是為何〈浮花浪蕊〉關於末世感的描寫如此深具意義：「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

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

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裏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還可以這樣，就這樣。

」 問：在晚期作品〈浮花浪蕊〉與〈相見歡〉中，張愛玲都寫到「盯梢」，又在《浮花浪蕊》中寫出時代有了「末世感」，當中有什麼含意？ 答：末世感在〈浮花浪蕊〉表現出來的徵候是猖狂盯梢，〈相見歡〉亦有盯梢，但是〈相見歡〉的盯梢卻跟末世感不太有關係。

哪一時代、哪一城市沒無聊男子？最應該拿來跟〈浮花浪蕊〉盯梢這段類比的，應該是張愛玲在其他作品中寫末世感的段落。

《小團圓》與《易經》都有寫到末世感，女主角經歷港戰時以為是世界末日，這是張愛玲廿一歲的親身經歷。

但她在創作裏第一次寫末世感，卻是《傾城之戀》中范柳原「這堵牆」把「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那串深情款款的話。

對世界末日有這種少女的浪漫想像，也是跟張愛玲的香港經驗有關，《燼餘錄》也有寫，港戰結束，好多人提早結婚。

那為什麼同樣是末世感，到了〈浮花浪蕊〉變成滿街故意過來碰撞洛貞肢體的輕薄男子？這一幕是洛貞離開前夕，戀戀不捨想再多看中國幾眼，卻只看到「這些人像傍晚半空中成羣撲面的蚊蚋」。

一九四六年張愛玲在散文〈中國的日夜〉中，她給中國人羣體的比喻是「補釘的彩雲」，然而一九七八年〈浮花浪蕊〉卻變成了「成羣撲面的蚊蚋」，這兩種比喻，讓我們看見在那三十年間，張愛玲對中國的觀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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