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與薩特：終生情侶成於自由

（一）你是誰？傾聽內在的聲音

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生於1908年。

「波伏娃」是家族的姓氏，「德」是貴族的標誌，所以其實「西蒙娜」才是她的名字。

波伏娃的外祖父曾是凡爾登銀行家，後來遭遇破產和監禁，家道衰落。

波伏娃的母親受過良好教育，但沒有實現個人的發展。

波伏娃的祖父是巴黎的官宦之家，父親喬治天性細膩、優雅，有公子哥的瀟洒和落拓不羈，對戲劇有濃厚的興趣。

喬治在法學院註冊，大學畢業後進入律師事務所，但是他對工作不用心，大部分精力都用來泡在沙龍、咖啡館、賽馬場和劇院，後來成為狂熱的業餘演員。

波伏娃從小受父親影響，對戲劇、文學感興趣，父親也創作戲劇，她很小的時候就跟父親一起上台參演，並學著父親的樣子，寫詩獻給妹妹，顯示出驚人的天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喬治一家人熱衷於戲劇，沒少被周圍的人說三道四，也逐漸滑向社會邊緣。

「波伏娃家的人不屬於任何階級」——波伏娃最好朋友的母親這樣說。

波伏娃個性強烈且情感豐富。

貧窮與困苦伴隨著她的成長，但從未毀壞過她的自信。

她精力充沛且高度自律，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充滿激情。

波伏娃自稱童年很幸福。

父母間的爭吵、離婚，也並沒有影響到她對幸福的執著尋求，「她在自己的心中築起了一座城堡，將所有妨礙她幸福的東西都拒之門外」。

波伏娃很小的時候就發現，在學習中可以不斷超越自我，她回憶自己童年的時候說，「坐在我學習用的扶手椅上，我感受到了地球的和諧」。

通過閱讀和學習，她發現自己可以達到某種絕對狀態。

她很早就意識到自己肩負著揭示世界奧秘的使命。

這種「絕對狀態」，就是我們說的活在當下的「真我」狀態。

在這種狀態中，一個人可以體驗到純粹的喜悅、幸福感與安全感。

這種狀態帶給波伏娃的感受，對她的自我覺醒十分重要。

當同時代的絕大多數女性，還將自己的人生完全寄託於婚姻家庭的時候，還是少女的波伏娃就確立了與之完全不同的追求——成為自己。

具體而言，就是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可以主宰自己人生與命運的女性。

她為此賦予了一個更具體更具有操作性的理想——成為作家。

這種「堅定的信念給她的內心以極大的安全感」。

15歲的時候，波伏娃表現出更加明顯的叛逆，在父母的極力反對中她孤獨地堅持著自己的追求，開始了真正的寫作。

她在日記中說：「我就是風景和目光；我只通過自己存在，也只為自己而存在」。

與此同時，波伏娃也開始對天主教教義產生反叛，對善惡兩元論開始質疑，並指出，人們對佛學的了解還不夠。

總之，她著迷的是探索真理的過程，而不是任何人任何高師給她的現成結論。

19歲，就讀於索邦大學的波伏娃成績優異，但內心孤獨，渴望來自另一個性別的情感與思想的共鳴。

對此她比較悲觀，認為自己激烈的天性與眾不同，「我確信，那個既像我的兄弟又和我平等的人並不存在」。

可以看出，波伏娃對於愛情的渴望，從來就不是一份止於性慾情慾的世俗愛情，而是與探索真理的精神追求緊密聯繫在一起。

她深更半夜在巴黎遊蕩，攀上聖心教堂的台階，看著腳下燈火通明的城市失聲痛哭。

這時候，她還沒有預感，一份驚世駭俗的伴隨她終生的愛情正在向她靠近。

（二）真正的愛情敢於挑戰世俗

關於波伏娃與薩特的愛情，波伏娃的傳記中有這樣一段概括：「這對情侶窮其一生都在反抗別人強加給他們的宗教倫理、道德戒律和騎士守則，他們用愛情來挑戰整個世俗社會。

」

1929年6月，大中學校教師資格會考，波伏娃和薩特、馬厄、尼贊一起備考。

上一年，就讀於巴黎高師的薩特沒有通過會考。

這一年，準備口試的時候，薩特邀請幾個人去他的住處一起準備，最終兩人都被錄取。

自此，薩特與波伏娃在精神上就再也沒有分開過。

他們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停不下來，「即使談話進行到世界末日，她可能還是會覺得時間太短了」。

薩特正是波伏娃從少女時代就幻想的那種夥伴，她說：「薩特完全滿足了我十五歲時的願望，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

」 而薩特說：「西蒙娜的優點，使她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其他人無法替代的地位。

」

讓-保羅·薩特為人豪爽，穿著馬虎，家境好，一生從未缺錢，而且一直得到母親的支持。

薩特身材矮，貌不揚，但有一種堅定的自信和能夠深刻影響他人的魅力，且有一副極為優美的歌喉。

薩特與波伏娃的個性看起來並不相似。

薩特極為崇尚理性與自我控制，對任何事物都善於進行理性的思考與判斷，即使對於兩性關係，他也是理性多於感性。

他一生喜好「獵艷」，陷入多段「偶然愛情」中，在世俗的眼光中，他就是朝三暮四的典型。

但另一方面，薩特迷戀的主要是那種愛情的吸引與征服的感覺，而對肉慾卻保持謹慎的態度。

波伏娃則不同，她有著典型的雙重性格，一方面她有極為強大的理性洞見能力，另一方面又充滿激情，感情極為豐富，薩特經常看到波伏娃激動得淚流滿面嗚咽不已，這時候，他深刻地意識到他的這位愛人是多麼的女人，為此又驚訝又感嘆。

在兩性關係中，波伏娃也更為突出得表現出纏綿多情的一面。

少女時代的她，完全沒有感受到性的需求與困擾，對薩特的愛使她的肉慾覺醒，並藉此發現與認識自己，此後她終生對性抱持愉悅與開放的態度。

而這並沒有影響她與薩特牢不可破的精神聯結。

波伏娃與薩特本質上都是不贊同傳統婚姻制度的。

薩特不贊同一夫一妻制，但也並不鼓吹一夫多妻，他認為男人應有多個女人，女人也應該有多個男人。

波伏娃同樣抵制婚姻這一傳統，認為婚姻必然伴隨著謊言與欺騙，她更願意與薩特之間創造一種新的關係 並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樣獨立地過完一生。

1929年的夏天，通過大中學校教師資格考試的波伏娃和薩特結伴出行之後，開始每天通信。

某日夜幕降臨的時刻，二人在巴黎卡魯塞爾公園的長椅上，做出了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坦誠又最有傷風化的誓言：他們之間不需要忠誠，但他們將永遠不欺騙對方，不隱瞞對方任何事情，他們要分享人生中的一切，事業、生活，以及情感經歷。

薩特一直與父母住在一起，而波伏娃則在外祖母家租了一個房間，後來多年租住公寓和旅館，並沒有自己的房產，直到《達官貴人》獲龔古爾文學獎，46歲那年，波伏娃才有了自己的房子。

這對情侶，一生中既沒有結婚，也沒有正式同居過。

與薩特這種特殊情侶關係的締結，激發了波伏娃更旺盛的生命力。

她充沛的精力，不耗費在瑣屑的家庭事務中，而是用於充分地體驗生活感受人生奮發創作。

波伏娃身材消瘦，面容清秀端莊，有一種古典的美麗與優雅。

她迷戀大自然，喜歡一個人步行遠足，經常挎著籃子裝點吃食，穿著長裙和平底鞋，一個人翻山越嶺。

她一天可以走40公里，有時候累得躺在地上就睡著了，有時候晚上就睡在農人的穀倉里。

她旺盛的生命力和對世界的好奇之心，除了投給大自然之外，也用於體驗城市生活的各個陰暗而真實的角落，她深入最貧困的街區，深入碼頭、酒吧，甚至深入紅燈區，觀察妓女的生活。

波伏娃有人生抱負，堅信可以通過創作對社會的轉變產生影響，但她堅持自由的生活方式，與任何政黨及組織保持距離。

在學校里，作為老師的波伏娃也是特立獨行。

她的授課方式與個人魅力，吸引了一大批學生。

她與自己喜歡的學生平等相處，並「建議學生像她一樣解放自我，結交一些情人」。

波伏娃與薩特的愛情誓言中，排除了忠誠、忠貞的傳統道德規範。

他們一生中各自有多段別的愛情，並且相互不隱瞞不欺騙，而是真正履行了分享共同經歷的諾言。

更為奇特的是，他們二人還有幾段「三人行」的關係。

第一段「三人行」的「第三者」是波伏娃的學生——俄國小姑娘奧爾加。

奧爾加非常喜歡和依戀波伏娃，波伏娃也對其格外關愛，而同時薩特又愛上了奧爾加。

這段「三人行」的經歷，對他們三方都是一個特殊的考驗，最後，奧爾加受不了情感上的折磨與分裂，退出了這個關係。

但波伏娃與薩特多年對奧爾加一直給予照拂。

後來，薩特認識了奧爾加的妹妹萬達，又愛上了萬達，並鼓勵和引導萬達走上了戲劇道路。

薩特對萬達傾注了很多真情和關愛，並持續多年，臨終時還給萬達留了一份遺產。

「愛情對於兩個不同性別的人來說根本就不是同一種含義，很多導致戀人分手的重大誤會都源於此……愛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不過是一種消遣，但是對於女人來說，愛情就是生活本身。

」

這種男女有別的愛情論調，我們太熟悉了。

這一論調，確實也是對千百年來兩性在情愛關係中的不對等現實的真實概括。

但，波伏娃個人從未認同與屈服於這一點。

波伏娃與薩特的關係是完全平等的，其中不摻雜虛幻的東西，他們各自的經歷都可以豐富對方的生活。

而那些偶然插進他們中間的男女，某種意義上說，卻都成了「犧牲品」。

當然，他們也各有所得，波伏娃與薩特對他們各自另外的情人，用一句通俗的話說，都算夠意思的。

薩特稱波伏娃是自己的「良心」。

波伏娃維繫著圈子內的平衡，甚至關注著他們的經濟狀況。

在薩特應徵入伍之後，波伏娃領取薩特的薪酬，分給他的女友們。

他們為什麼能做到這一普通人難以理解的境界？我想，根源在於，他們並不執著於愛情本身，而是以「求真」為終極的目標。

其實他們的愛情始終有「第三者」的存在——那就是「求真」的共同目標。

既如此，又何懼幾個男男女女插進來呢，不過都是過程都是體驗而已。

他們分享各自的情感經歷，藉此認識人性與人生，再融匯到創作中。

薩特在一封信中說道：「我迷人的海狸，我把這封掐頭去尾，甚至是沒有任何內心衝動的信寄給您，只為了讓您先睹為快。

因為我認為您更想了解我的經歷，而不只是聽到我愛的誓言。

但是，您要知道，我對您的愛一直滿滿的，始終縈繞在我心田。

」

波伏娃說：「我確信自己和他的聯繫是如此緊密，他生活中的任何插曲都不能使我消沉。

」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始終相互浸透：薩特所有的作品，都滲透了波伏娃的心血，他們常常針對問題與觀點激烈爭吵，而最後總能聽取對方的意見。

所以，對薩特的全部思想波伏娃有深刻的理解，並在自己的創作中化用。

不管是在威尼斯的大街上、庇里牛斯山的石子路上，還是在咖啡館或是火車站，薩特都會突然冒出奇思異想：「海狸，我有了一個新理論。

」於是兩人圍繞著這個新理論精雕細琢，揉捏成形，彼此都為對方的體系添磚加瓦。

他們對自己的選擇完全承擔。

薩特說「我們從來沒有藉口」。

而波伏娃完全贊同。

波伏娃選擇了薩特，不是只滿足自己私慾的那部分薩特，而是一個完整的薩特。

為此她完全承擔自己選擇帶來的一切後果。

他們尊重自己的情愛欲求，但並不沉溺情愛本身，而是可以跳出來，作為觀察者而存在。

他們是熱愛紅塵的天真頑童，他們又是出世間的清醒覺者。

「活在世間，但不屬於它」，這句話用在他們身上，基本妥當。

在這些情感糾葛中，薩特也表現出急躁幼稚和難以超越的困擾，波伏娃也將其作為思考的素材，化入《第二性》的寫作中。

（三）成為你自己，這比愛情更重要

我對波伏娃的喜愛難以言喻。

波伏娃性格的雙重性非常突出，也可以說她兼具兩性之優美。

她情感豐富，面對美好的事物常常激動得淚流滿面，但同時她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一種瀟洒的擔當能力，在任何艱苦的條件下，她都能夠勇敢地有尊嚴地生活。

二戰期間，物質貧乏，生活條件極度惡劣。

波伏娃用千方百計搞到的布票，買布自己做裙子和大衣，用木底鞋代替皮鞋。

家中沒有暖氣，她就每天一大早到咖啡廳外等候，一開門就進去，在排煙管附近坐下，一坐就是一整天，看書學習寫作。

很多人受她影響，使這家咖啡廳的二樓變成了二戰時期的「自習室」。

二戰之後，波伏娃和薩特作為存在主義作家，受邀到世界各地巡迴演講。

她與薩特常常被同時邀請，同時接受訪問，簽名售書，參加晚宴。

這對情侶已被全世界當做驚世駭俗的楷模。

人們對他們充滿好奇，羨慕，但敵視與毀謗也同樣不少，尤其是對波伏娃，《第二性》給她帶來了高度的榮譽，但曾有一段時期，多個媒體都在用各種表達形式諷刺侮辱咒罵她，出門也會撞到無數女性的敵視目光與辱罵聲音。

當然波伏娃沒有被嚇倒，她確信自己是誰，為了成為她想成為的那個自己，她一往無前。

1947年，波伏娃受邀到美國，媒體稱她為「女版讓-保羅·薩特」，她的演講讓聽眾入迷，她的氣質與風度更令他們讚嘆不已，而美國的生機勃勃也同樣深深吸引著波伏娃。

在芝加哥，波伏娃遭遇了她一生中最難以釋懷的一次愛情，美國作家尼爾森·奧爾格林。

兩人一見鍾情，情投意合，尤其是奧爾格林，為波伏娃深深打動。

這個獨立的、聰明能幹的女人，可以在精神上與他如此默契，給他生生不息的共鳴與啟迪，與他建立一種獨特的關係，這是其他任何女人都無法做到的。

而這位出色的精神伴侶，同時又是那麼美麗、多情、快樂。

他要她永遠留下來。

波伏娃並非不心動。

奧爾格林高大健美，個性正直、陽剛，情感充沛，「就像從電影中走出來的人物」。

但波伏娃不想放棄與薩特的約定，不想放棄與薩特共同的事業。

此後多年，波伏娃與奧爾格林跨越大洋彼岸，幾次見面，同居同行，十分契合。

十幾年通信，一千六百多頁的信件，後來也被波伏娃付諸出版。

波伏娃稱奧爾格林為「丈夫」，並自稱是他的「妻子」。

「只要您愛著我，我就永遠不會衰老，也不會死去」。

波伏娃因為這份愛情而徹底脆弱了，曾經整夜哭泣。

她與奧爾格林情意纏綿的書信往來，令讀者窺見了一個情感豐富的女作家的另一面。

對於奧爾格林來說，他只能二選一：或者分享她分給他的愛情，或者完全失去她。

他愛著這個跟男子一樣自由的女作家，卻苦於無法駕馭這個光彩奪目的女人。

波伏娃不能為了這份愛情而放棄巴黎、放棄與薩特的共同事業，奧爾格林也不能為了這份愛情而遠離芝加哥，遠離自己寫作的泉源。

令人唏噓的愛情，令人心有不甘的選擇。

也有人就此對波伏娃提出質疑：一個為了事業犧牲愛情的女人，是不是野心太盛，太冷酷太可怕。

奧爾格林對波伏娃的期待，更多是世俗層面，婚姻家庭孩子，庸常的幸福。

波伏娃對此也很明白，他需要的是有一個女人與他同枕共眠。

這世俗願望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對，但可惜奧爾格林面對的是波伏娃。

對於波伏娃來說，這世俗願望並非她真正嚮往的，或者更準確點說，她不會為了這個世俗層面的庸常幸福而放棄她更重要的追求。

波伏娃拒絕了奧爾格林的世俗情愛，不能簡單地說，這是因為她更愛薩特，而是因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進入婚姻，不是成為妻子和母親，而是成為她自己。

而回到法國，回到薩特身邊，她才是真正的她自己。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波伏娃只好忍痛割愛。

44歲那一年，波伏娃創作小說《達官貴人》，將她與奧爾格林的愛情經歷融化於書中，使這一段不願意自我消亡的愛情找到了最好的歸宿——化為文學。

波伏娃也由此終於得到了解脫。

這本書就是題獻給尼爾森·奧爾格林的。

波伏娃手上一直戴著奧爾格林送她的銀戒，直到去世，她戴著這枚銀戒與薩特合葬。

而奧爾格林卻一直對波伏娃的選擇心懷怨恨之情，終其一生都沒有從這份愛情中超脫出來。

他始終將波伏娃的信帶在身邊，就在去世的前一天，他還因為她出版了他們的通信而大發雷霆。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惦念的依舊是那些信——它們好好地擺放在桌子上，還有兩枝幹枯的花，那是這對情人在法國的某個角落採下的風鈴草。

44歲的波伏娃遇到了新的戀情，比她小17歲的《現代》雜誌的新編輯克洛德·朗茲曼愛上了她。

年齡差距如此之大的愛情，給波伏娃的心田吹進了綠色的風。

而這本來似乎是只有這個年紀的男人才有的特權。

她與朗茲曼穿越法國和整個歐洲，每天步行七八個小時。

這一次，波伏娃毫不猶豫地與情人過上了同居生活。

1954年，波伏娃46歲的時候，《達官貴人》獲龔古爾文學獎，13萬冊短時間內售罄。

波伏娃用這筆錢在舒勒榭爾街買了一套藝術家工作室，與朗茲曼從租住的公寓搬進了新居。

波伏娃在那裡一直住到去世。

這一段相差17歲的愛情持續了6年，在波伏娃50歲的時候宣告結束。

而這中間，波伏娃與薩特的交流也從未中斷過，甚至有時候他們三人同行出遊。

不管多麼火熱的愛情，波伏娃與薩特這對兒知己與精神伴侶的關係，從未被毀壞。

朗茲曼的離去，使波伏娃黯然神傷了一段時間，甚至可說是痛苦萬分。

但波伏娃從不會被愛情徹底打敗，因為她永遠知道，她這一生除了愛情還有更為重要的使命。

（四）超越情執，讓真愛深植心中

半個多世紀以來，波伏娃與薩特這對情侶，在被誤解、質疑和詆毀的同時，也被很多人暗暗羨慕，並被很多時尚男女不斷模仿，但他們的模仿很快就以失敗告終。

蓋因為他們可以模仿其形，卻很難複製其本質。

波伏娃與薩特這對情侶之間，要的不是忠誠而是完全的坦誠，要的不是占有而是完全的分享，接受的不是對方滿足自己私慾的一部分而是對方的整體。

他們給予這份關係以完全的自由，並在自由中實現了「永恆」。

這種soulmate關係之所以能夠成為牢固的現實存在，有一個最根本的基礎，就是他們都是有靈魂追求的人，而且有共同的靈魂追求——求真。

這種靈魂的追求，外化為他們的事業，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創作。

沒有這些支撐，單單建立在情慾吸引之上的世俗愛情，短時間內即顯露衰落和褪色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命運。

那些本沒有堅定的精神追求、靈魂追求的人，只是目眩於這對伴侶自由開放的兩性關係和眼花繚亂的情感經歷，徒然模仿其形，又怎能避免在世俗的嫉妒和爭風吃醋中翻船？

性慾情慾，是無常世界中最普通的無常。

這無常，也叫「變」。

而世間人的情執，總希望找一個「永遠不變」的東西，以求得徹底的安全感。

如果一定要找一個永遠不變的東西，那就是「變」。

給愛情自由而不是捆綁，允許它變不怕它變，並在此基礎上超越性慾情慾，而將這種關係的聯結上升為求真的靈魂追求，它方有可能在自由中沉澱下「永恆」。

當然，嚴格說，沒有任何東西是「永恆」的，這裡說的「永恆」，如果從時間概念而言，只是「持久」（頂多是持續終生）的一個誇張說法。

但如果換個角度，倒可以說它具有「永恆」的價值——真愛長存。

總之，愛情不是目的，而是過程，是載體；愛人不是向你提供安全感的工具，而只是求真之路上遇到的同行者。

相互抱慰，減少一點孤獨；相互映照，對世界有更真實的認識；相互激勵相互參照，求真路上走得更快更好。

有的人會說，你說的似乎有道理，但太曲高和寡了，我們只是普通人，我們不可能成為波伏娃那樣的名女人，所以你說的這些對我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那我來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雖然我是以波伏娃這樣一個名女人作為載體，來闡發我對愛情和女性獨立的認識，但我所說的，在根本上卻是具有普適性的話題：對無常世界的認識，對性慾情慾之無常的認識，對人應該弄明白「我是誰」的認識，對人應該走向獨立自由之境界的認識，對人應該有靈魂追求以求真為終極目標的認識，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我們當不了作家，創作不出文藝作品，但我們也可以有自己的小事業，也可以將自己的日常生活過得富有創造性，並在其中認識世界之本質，感悟生命之真諦，活得更接近喜悅、充實、寧靜、安全的真我之境界。

而我們以及我們周圍的大多數人，莫不受制於各種世俗條框的束縛，受制於性慾情慾的折磨，受制於忠誠忠貞等道德規範的綁架和被綁架，受制於對一個男人或女人賜予的一份外在安全感的渴求與恐懼。

千萬年來，我們在這些各種各樣的假我、假愛之中沉溺和掙扎，身心備受凌辱。

我們寶貴的生命力被耗費被浪費在種種的無明和我執中，何等可惜。

波伏娃從小經歷了家道中落、生活困苦，後來又面對了父母的爭吵與離婚，直到青年時代，她依然常常為貧苦所擾。

她一生沒有結婚，沒有建立家庭，也沒有生育過孩子，並多年生活在各種詆毀謾罵聲中，在薩特生命最後的10年，她悉心照料他的一切，包括將他的思想整理成文、發表出版。

如果僅從這樣一些世俗層面來看，波伏娃並非幸運兒，甚至按照傳統世俗價值觀衡量，她是個不幸的女人。

而在硬幣的另一面，波伏娃一生都在堅定地走自己的路，並成為了自己想成為的人，她擁有豐富的情感經歷和深刻的人生體驗，她流過那麼多眼淚也收穫過那麼多快樂，而且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並與薩特之間保持了終生的驚世駭俗的情侶關係。

這又是多麼不平凡的幸福。

在自傳《盛年》中，波伏娃稱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人。

我們這位女性主義思想的祖母，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用自己不妥協的、不恐懼的精彩的一生，為我們做出了回答——作為女性，我們可以有足夠的勇氣，超越社會習俗與文化遺毒強加給我們的「第二性」的定位，活出我們的真我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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