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最好的作品不是《第二性》，而是她自己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我想好好聊一聊波伏娃這個人。

一提到波伏娃，普通人最容易想到的三個標籤分別是：女權主義者、《第二性》作者、薩特的女友。

僅僅從標籤上來看，「女權主義者」和「薩特的女友」這兩個標籤明顯是呈對立關係的。

因為當報刊雜誌一提到波伏娃，就以「薩特的女友」來稱呼時，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把作為女性的波伏娃當成客體來看待，主體永遠是薩特。

這樣的做法，顯然有悖於「女權主義者」所追求的男女平權。

而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波伏娃確實生活在薩特的陰影之中。

因為當薩特因作品《噁心》而聲名鵲起的時候，波伏娃尚未能拿出有分量的作品。

即便薩特兩次幫助波伏娃，把她的作品寄給那些願意出版薩特小說的出版社，但得到的答覆都是拒絕。

波伏娃真正從薩特的陰影中走出，成為足夠與這位存在主義哲學家平起平坐的人物，是從《第二性》的出版開始。

在聊這本被某些人譽為「女權主義聖經」的作品前，必須先提一下普通人對波伏娃與薩特這二人關係的認知。

在一些傳記作家筆下，波伏娃與薩特，從來都是以知識分子理想伴侶的身份出現的。

於是我們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更像一對精神伴侶，並未結婚，也從不限制對方有沒有情人，兩個人之間有著很強的情感與思想的羈絆。

這種觀點當然是有失偏頗的，因為不管是波伏娃還是薩特，他們其實都很介意對方對其他人投入過多的感情。

要命的是，薩特常常對其他女人投以興趣，而波伏娃的床榻上，不僅有男性還有女性。

當二人因戰事而分離時，薩特與波伏娃在寄給對方的信里，都提到了自己新的情人，他倆似乎喜歡以這樣的方式來折磨與考驗對方對自己的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推進波伏娃撰寫《第二性》進程的功臣不是薩特，而是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

在納爾遜身上，波伏娃找到了最甜蜜的愛情和第一次實打實的高潮。

那時的波伏娃還不清楚，她正在撰寫的這本書日後會成為女權主義者的辯護詞。

她只知道，她所愛的這個男人是個十足的大男子主義者。

雖然是納爾遜的愛促成了《第二性》的誕生，讓波伏娃享譽世界，但他們的感情最終還是走向了盡頭。

造成這段感情破裂的原因不是薩特，而是波伏娃對於事業的追求。

波伏娃早就習慣了在巴黎生活，而納爾遜只願意待在美國，在愛情與事業這個兩難抉擇上，波伏娃最終選擇了事業。

薩特在此時，再也不能占據波伏娃的人生中心了，波伏娃之所以還維持著與薩特的關係，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在智識上是相近的，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她的工作與薩特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所以說，波伏娃最好的作品不是《第二性》，而是她自己，是她的真實生活和人生抉擇。

對於《第二性》這本書的風靡與暢銷，波伏娃起初是未曾料到的。

並且，更重要的是，她當時並不認為自己是個女權主義者，因為她的生活是極具個性的，她並沒有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女性受到了歧視。

然而，她的這部作品卻有著意想不到的開天闢地之力量。

「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後天成就的。

」這句話不僅讓波伏娃舉世聞名，也讓眾多女性意識到了自身所處的困境。

《第二性》這本書是波伏娃想寫自己的，但她同時也將它寫成了一代女性的歷史。

波伏娃認為，正是《第二性》的寫作過程，讓她成長為了一個女權主義者。

《第二性》問世後，收到了很多批評，一些是來自男性的，比如《局外人》的作者加繆就不無屈辱地說「您把法國男人都置於可笑的境地」。

也有一些是來自女性的，其中不乏其他女權主義者。

因為波伏娃在書中犯了一個明顯的錯誤，她呼籲追求一種絕對的、無差異的男女平等，而這一點是受其他女權主義者所詬病的，因為這種全然的平等忽視了男性與女性的原始差異性。

當然，這樣的錯誤對於《第二性》這樣的優秀作品來說，是瑕不掩瑜的。

因為這部作品，波伏娃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研究領域，報刊雜誌在提及她的時候，不再將其視為薩特的女友，而是一位堅定的女權主義者。

1986年4月，波伏娃去世，她與薩特合葬在同一塊墓碑下。

有意思的是，那時她的手上卻戴著納爾遜40年前送給她的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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