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魯：每個人都能讀懂波伏娃

作者：徐晗溪

1月9日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誕辰。

她是著名的存在主義女作家，1908年，波伏娃誕生於法國巴黎，從巴黎高師哲學系畢業之後，她便走上一條與哲學相伴一生的傳奇之路。

她是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的終身伴侶，並深受其影響。

她的《第二性》被稱為女性主義的經典著作，在女性主義運動中起了巨大作用。

上世紀80年代，《第二性》英譯本被引入中國，成為眾多知識女性的必讀書，但遺憾的是英譯本並不完整，有大量刪節。

200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從法國伽里瑪出版社購得法文版，成為「唯一法譯中全譯本」，這部20世紀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終於有了一個由原文直譯的「全譯本」，《第二性》的譯者鄭克魯先生，更是憑藉這部著作獲得第四屆傅雷翻譯出版獎。

波伏娃的思想史成就比小說更大

1月10日傍晚，海南日報記者連線遠在上海的鄭克魯先生。

鄭老的聲音洪亮而爽朗，思維敏捷且活躍，讓人絲毫感覺不到這是一位78歲的老人。

許多人知道鄭克魯先生的名字，是通過《基度山恩仇記》《茶花女》《悲慘世界》《巴爾扎克短篇小說選》《法國抒情詩選》等法國文學作品。

實際上，他不僅是位翻譯家，還是位學者，他主編的《外國文學史》是國內中文系學生普遍使用的教材。

「波伏娃在歷史上的真正地位也許不是在小說創作上，而是在思想史方面」。

與一般的翻譯者不同，鄭克魯會從文學史的角度宏觀看待一位作家。

「這本書是可以傳世的經典，值得花時間翻譯。

」

《第二性》是他第一次翻譯法國理論著作，在這之前，上海譯文出版社請他翻譯法國著名作家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說，但是鄭老拒絕了，他認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說一般，所以，「我不願意花工夫去翻譯，隨著年齡增大，我覺得要珍惜時間，便以翻譯第一流作品為主。

」

波伏娃著作頗豐，包括小說、散文、戲劇和理論著述，在鄭克魯看來，她的小說體現了存在主義觀點，在現當代法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可是就存在主義文學而言，她的地位列在薩特和加繆之後，與他們還有一段距離，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性》最初於1948年在《現代》雜誌上連載，次年出版，引起巨大反響。

「這是關於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論色彩、自成體系的著作。

從理論上看，似乎這方面的著作還沒有出其右者。

」鄭老總結道。

最懂女人的大部頭

此書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我國有過幾種翻譯，「或譯文不夠理想，或刪節過多，雖然標明是『全譯本』，但由於英文譯者往往喜歡刪節，致使我國讀者無法窺全豹。

」在鄭老看來，這些刪節內容，並非無足輕重的「囉嗦」，有的恰恰既是此書的精華所在，也是本書的趣味所在。

「別看《第二性》是大部頭的學術著作，這本書並不艱深難懂，語言深入淺出，是每個人都能看得懂的理論著作。

」在鄭克魯看來，《第二性》之所以成為波伏娃的頂尖作品，絕非偶然。

從波伏娃的自述可以得知，她從青年時期已經開始注意女性問題，廣泛搜集材料，進行深入研究，並從各個方面增加自己的知識，力圖窮盡這個問題的內涵。

到了她動筆寫作時，波伏娃已步入中年，進入思想成熟期，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女性運動又一次高漲，女權主義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第二性》正是在此狀況下應運而生。

那麼，作為一名男性，在翻譯一部女性理論著作時，會不會有理解上的困難呢？當被問到這個問題，鄭老反問記者道，「女性一定比男性更了解女性嗎？就像男性一定比女性更了解男性嗎？」

鄭老沒有直接回答的問題，波伏娃女士在書中給了新的觀點：她認為「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後天形成的」。

這是波伏娃對女人的理解。

在她看來，女人的地位不是生來就如此的，是男人、社會使她成為第二性。

社會把第一性給予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從屬於男人。

但是波伏娃沒有在書中提出要讓女人成為第一性，她只是指出女性屬於第二性的不合理，這是全書的出發點，由此探索女人如何變成第二性。

在鄭克魯看來，這恰恰是波伏娃的可貴之處，她敢於直面女人本身存在的弱點，以現實的明智的態度去對待女人問題，並不諱言女人的生理弱點，以此分析歷史上男人為何能統治女人，而不是僅僅氣勢洶洶地發出不平之鳴。

女人為什麼不能創造各民族的歷史，女人之中為什麼沒有出現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大作家呢？在波伏娃看來，這有女人本身的問題，也有社會造成的緣由，她沒有在書中誇大女人應有的作用，而是一一擺出女人在人類歷史上所遭遇的悲劇命運，最鮮明而又最有說服力地展示了女人的處境。

鄭克魯認為，正是這種理性的態度，讓波伏娃超出一般的女權主義者。

「每個女孩子最好都要讀一下《第二性》，它能幫助你更好地認識自己。

」鄭老建議道。

不可複製的波伏娃

提及波伏娃，她與薩特的愛情故事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她深受薩特影響，也非常崇拜薩特。

」作為老一輩學者，鄭老感慨道，「她與薩特可以一輩子不結婚，以終身伴侶的關係相處，可除了他們倆，一般人又有誰能真正做得到呢？」

在《第二性》中，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比利時，大部分婚姻仍然是父母安排的，金錢起到頭等作用，而且少女比年輕男子更主動。

這種情況在歐洲各國大致相同。

對此，波伏娃則認為將婚姻和愛情協調起來不是易事，門當戶對的婚姻不一定能產生愛情，想以愛情來獲得男女平等是一種幻想。

在鄭老看來，波伏娃的論述有不少真知灼見，敢於觸及一些敏感的問題，她對少女、婚姻、家庭生活、妓女、戀愛等都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見解，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有的看法不能令人完全接受。

波伏娃博覽群書，學識淵博，《第二性》所引材料翔實，論證嚴密。

鄭老稱他雖然不能全部贊同波伏娃的全部觀點，但她依然是位了不起的女性。

「她是法國人，法國人有法國人的生活方式，而我們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我們不可能像波伏娃那樣生活。

」作為中國人，鄭老認為我們要學好漢語，吃透本民族的優秀文化，才能真正學貫中西。

對他來說，學不好中文，根本不足以言西方。

（徐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