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式兩性關係:透明化,最終不過是更多、更卑劣的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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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愛幾個人,多擁有幾段走心的感情,能不能成為一種開拓人生邊界的途徑?

「我很孤獨,性慾很強。

我需要很多很愛,很多很多女人。

「18歲的時候,我喜歡風韻猶存的成熟女人。

現在我已經35歲了,我發現前凸後翹的小嫩模,更能激發我的愛和活力。

「TA變了。

也許只是我也變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已經不再是從前的我們了」……

如果唯一的情感總是讓人失望和難以滿足,繼續愛失去了力量和勇氣,分道揚鑣又不甘心,第三種選擇,是否存在?

史上,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與女權主義作家波伏娃的「開放式關係」,就曾為兩性關係的探索,開啟過另一種可能性。

1929年,24歲的薩特和21歲的波伏娃在巴黎杜樂麗公園的一個夜晚,定下契約:

  • 雙方都有「偶發愛情」,即愛上他人的權利。

  • 絕不互相欺騙、隱瞞。

「旅行,多配偶,透明化」,是薩特為他與波伏娃的開放關係提出來的思想內核。

聽上去既浪漫,又滲透著公平、獨立、自由與包容的契約感。

這場史上著名的對開放性關係的嘗試,仿佛為那些不願意互相廝守,卻又不甘心分道揚鑣的後來者,提供了一種正向的啟示。

方宇和白歌是一對在北京土生土長的夫妻。

結婚近十年,兩人精細地規劃著生活,背著房貸打拚。

方宇在一家銀行做技術開發,白歌是一名普通文員。

「那時候即使不加班,正常每天6點下班,要倒3趟公交才能到家。

加上路上堵車的時間,到家8、9點。

站了一路走了一路,感覺自己連說話甚至吃飯的力氣都沒有了。

」方宇回憶說。

2011年,計算機專業出生的方宇,在高速發展的網際網路時代抓住了機會,辭職開了一家廣告公司。

白歌也當起了方宇心中精英階層應該標配的「在家做全職主婦的太太」。

那段時間,方宇每天回家已經不用再倒公交車了,開上自己的豐田凱美瑞,半小時就能到達。

但他到家的時間卻越來越晚,話也越來越少了,加班,應酬,見朋友……

白歌問方宇為什麼每天回家都不吭不響,對自己不聞不問。

方宇說「我白天已經說夠了,話都說盡了。

你要學會原諒我。

漸漸實現了財富自由之後,夫妻兩搬進一幢五環邊上安靜的別墅。

而他們的生活,也由此變得更加安靜。

「找點話來說」,變成了一種壓力。

搜羅家長里短或者明星八卦,又覺得自己很無聊,很刻意。

「沒有什麼理由,就是找不到什麼可說的了。

仿佛誰先開口,誰就輸了」。

這種情形滲透進生活深處,就變成誰先行動,誰就難為情。

誰先讓誰過來吃飯,誰先對誰表達一些愛意或慾望,誰先碰了誰的身體,都成了一場僵持的賭局。

「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沒有感情了。

雖然在一起無言以對,不在一起久了又互相惦記」。

顯然,簡單粗暴的分道揚鑣是不可能的。

為了追求更自由,獨立和「更有愛的生活」,方宇向白歌提議,像薩特和波伏娃那樣,以開放關係的形式,對婚姻的邊界進行重新界定。

又是一個周末,方宇開著他的凱宴,把白歌送到離家不遠的一家快捷主題酒店門口。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方宇送妻子去「享受周末」了。

而他自己,隨後也要去跟一個在酒吧認識不久的駐唱歌手約會。

歌手染著一頭棕紅色的頭髮,方宇一直向白歌描述她為「紅絲」。

主題酒店就在大路邊上,總共只有四層,房間帶有陽台,一間緊挨一間方方正正的火柴盒子似的,散發著陳舊蘇式建築的味道。

白歌打開車門的那一刻,方宇忍不住問「這種酒店的條件估計不會太好。

需要我幫你們重新訂一家嗎?」

白歌說不用了,謝謝老公。

毫不例外,方宇在道別的時候祝白歌和她的小鮮肉周末愉快。

他說有事隨時聯繫。

如果需要接,就發微信。

「要是我和紅絲不在床上,就來接你」。

白歌踩著一地落葉朝主題酒店走去。

冬天,樹枝又細又長,孤零零的。

但幾分鐘以後,這些樹枝身後的某一個房間裡,或許很快就會開出意識模糊的花兒,蕩漾出濕漉漉的春光來。

3樓的某間房,方宇所說的那個小鮮肉——一個比白歌年輕7、8歲的二十出頭的男生正在等她。

幾分鐘以後,方宇的手機專屬鈴聲響了,一聽就知道是白歌打來的。

方宇很意會地靠邊停下,打開汽車音響。

裡面傳來床單和身體糾纏在一起的聲音和喘息,時隱時滅。

聽得出,白歌一直在悄悄調整手機擺放的位置。

與前幾次一樣, 方宇的心一開始還是不由自主地抽了一下。

但幾秒以後,這種不適就被一樣莫名其妙的愉悅感所取代。

一直以來,方宇覺得這種愉悅感來路不明,就像多年前把自己的女友捉姦在床,轉瞬即逝的憤怒和羞辱過後,那種時隱時現卻久久揮之不去的驚喜感和成就感一樣讓他難以理解。

他回憶說「我以為自己會像一頭髮怒的獅子衝進去暴打那個赤裸的男人,但並沒有」。

事實是,他在短暫的憤怒之後,驚奇地發現自己居然在偷樂。

「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我自己也不能理解自己」。

不一會兒,白歌那邊的電話掛斷了。

方宇感到滿足。

但很顯然,這並不是一種被黃色視聽刺激之後留下的滿足。

方宇和白歌當初以「開放式關係」為目標撰寫契約的時候,第一條,也是最核心的一條,即「永遠對對方保持誠實」。

這種誠實包含「對各自約會的對象及內容,都要坦誠布公地告訴對方」。

方宇的滿足感,源於白歌對這一核心契約的超標準履行所展現出來的坦誠。

而這種坦誠,仿佛也在表達著一種忠誠。

雖然是以一種不忠的形式忠誠著,以開放的形式純粹著,顯得有些荒謬,但方宇的滿足,是情理之中的。

既然第一條核心契約能夠獲得長期穩定的超預期履行,剩餘的條款,也理應不在話下,包含「不僅對情感的變化保持溝通,對身體的變化也要誠實以待。

必須保證保險套的使用。

如果染上性病或愛滋等傳染性疾病,不能有半點隱瞞」。

滿足感,帶來了安全感。

後來的日子裡,方宇和白歌已經不再滿足於各自單獨約會。

他們一起參加性愛派對和換妻俱樂部,在各自狂歡的時刻偷看對方。

假如某一個時刻他們的眼神正好交匯在一起,他們就會意地朝對方微笑。

這個只有他們自己能體會,只屬於他們兩個人之間的微笑,讓他們覺得遠處那個赤裸的身體依然屬於彼此,依然與自己融為一起牢不可分。

回家之後,他們向對方描述自己的體驗,以及對性伴侶的感覺。

「有時候,白歌把她那些小鮮肉的尺寸都告訴我」。

方宇面前的白歌是赤裸裸的,她的男人們也是赤裸裸。

方宇從白歌身上,了解到他所不可能了解的男人,和他們身後那個只屬於他們自己和白歌的隱秘世界。

方宇仿佛獲得了一種權力和力量。

他甚至覺得只要自己說「不」,只要改變主意調轉車頭,那些小鮮肉,就會被放鴿子。

是自己,而不是別人,正在創造和主宰著這一切。

他獲得了一種不勞而獲的力量感。

這種把偷偷摸摸正當化了的開放式關係,取悅著這對享受著前所未有的信任感和包容感的夫妻,甚至在某些時刻,這種逾越常規的信任和包容,給了他們一種似是而非的超脫感和崇高感。

方宇和白歌實行開放關係的第二年,白歌在一次閨蜜組織的聚會上,結識了一位比她大將近20歲的上海男人。

他們聊得很投機,關於青春,關於逝去的日子,最新的美景和美食……後來,白歌去了幾趟上海。

方宇像用凱宴送她到各個酒店門口一樣送她去機場,也在道別的時候,像祝福她跟小鮮肉一樣祝福她和上海男人。

有一次,方宇計劃跟白歌一起去一場俱樂部派對,白歌拒絕了她。

這是第一次,白歌提出拒絕,理由是身體不適。

她留在家裡研究上海菜和烘焙,嘗試各種花樣的甜品和糕點,花了很長時間拍照並美圖。

她把這些圖片分享給上海男人,還讓他向他正在準備高考的獨生女兒問好。

而這些,正是在方宇和白歌之間消失已久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具有家庭氣氛的生活狀態。

有了第一次拒絕,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身體不能總是不適。

白歌甚至不再給出具體理由。

她只是很少再參加各種派對。

終於有一天,方宇站在白歌奔跑著去追趕末班飛機的背影里,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失落。

他忍不住馬上拿出手機來給白歌撥過去,想跟她說句話,隨便說點什麼,哪怕真的只有一句,只問她現在這種狀況是怎麼了。

無人接聽。

兩個多小時裡,手機由無人接聽變成了無法接通的關機模式。

明明知道白歌就在萬里高空,方宇還是發了瘋似地撥打她的手機。

終於,電話接通了。

撥了這麼久憋了這麼久,方宇以為自己終於有了說不盡的話,但讓他無以面對的是,他又沉默了,又是他與白歌之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無言。

幾十秒過後,方宇問「你是不是愛他」?

「愛不愛我說不好。

我只是離不開他了。

我不想做愛。

我只想說話」。

方宇被擊中了。

他曾經的那些信任,包容,安全感和更加虛幻的崇高感,在機場轟鳴的起飛與降落聲中,不聲不響地崩碎一地,仿佛它們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仿佛它們從來沒有給過方宇慰藉和喜悅,哪怕是時隱時現的,跟白歌站在道德邊緣推心置腹的慰藉和喜悅。

此刻,留在空落落的送機大廳,只有孤獨,落寞與幻滅感,是真實的。

這種孤獨不是沒有人陪在身邊說話或上床的孤獨,而是與生命中那些熟悉的人們,一起狂歡卻又一次次擦肩的孤獨;這種落寞與幻滅,不是失去,而是仿佛從未擁有。

白歌從上海回來的那天,方宇說「白歌,我們生個孩子吧」。

沉默之後,白歌說「不然我們去領養,或者買一個吉娃娃吧」。

「一輩子當後媽的感覺,會好嗎?」

「也許吧」。

方宇在更深更冷的沉默中,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去吻白歌。

白歌扭過臉去。

方宇停住了。

他說:「就像陽痿了一樣」。

嫉妒——這個最難以克服的人性弱點,曾順利從方宇和白歌超負荷的自我麻痹似的寬容中隱去。

但在遭受長期壓制和選擇性的忽視之後,它終於變本加厲地報復性復出。

「我一看見她,我就是覺得她的身體充滿了別的男人的體味」。

這種臆想出來的體味就讓方宇面前的食物和身體都變得索然無味,讓他感到憤怒和受盡侮辱。

方宇甚至會在聽到或看見「上海」兩個字時,暴怒起來。

他變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狹隘和不安的自己,但這個自己,卻是真實的。

他開始無法自控地偷偷查看白歌的私人物品。

有一天,白歌看見方宇正在翻她的包。

白歌說「誰允許你這麼幹的。

我早就發現不止一次了,我的東西都擺放了固定的位置。

今天我就是來戳穿你的。

最基本的信任呢」?

「對啊。

信任呢?你擺的什麼固定位置給我下套」?這一次,沒有赤裸裸,沒有其它男人的體味,什麼都沒有,方宇卻像他曾經想像中的那頭髮怒的獅子一樣,像拎起一直羔羊一樣把白歌拎起來扔進牆角……

法庭上,白歌拿出照片指證並控訴方宇家暴,並以此為由爭取更多的財產。

後來,她就真的搬去了上海。

至此,一場看上去以誠實,平等,獨立,寬容為契約基礎的開放式關係,隨著私底下更加隱蔽的謊言所構築出來的「真誠」的瓦解,不攻自滅。

英國歷史學家保羅·詹森在他1988年出版的「論知識分子」一書中早就指出過:

「透明化」的方針,最終不過是導致了更多、更卑劣的隱瞞。

其實,就算是方宇和白歌引為樣本的薩特和波伏娃,除了在以死之永恆實現愛之永恆這一終極意義上的優雅謝幕,這層幕布底下的虛偽,欺騙,痛苦和傷害,也是無處不在的。

只不過是以對其它人的傷害,彌補對一個人的傷害;以對其它人的欺騙,實現對一個人的真誠。

薩特和波伏娃的一生各自經歷了數不清的「偶發愛情」,終於在薩特臨終前,波伏娃來到他的身邊,充當情婦、代理妻子、廚娘、護士、女保鏢、作品助理和財務助手的角色。

他們之間特立獨行的開放式關係,經歷過錯綜複雜的互相欣賞,糾纏和折磨,終以波伏娃在死後與薩特葬在了一起而結束。

兩性關係,作為一種充滿了變量的動態關係,並不靜止於某種「王子和公主從此就要幸福下去」的決心。

決心之後,有人在變化中因為雙方步伐的不一致,改變了本來的模樣;最初的情感選擇,也可能失去了先前的魅力。

忍耐還是放棄?繼續嘗試愛還是離開?每一種選擇背後,都有代價。

開放式關係,並不能提供一種魚和熊掌都能兼得出口和可能性。

家門口那家主題酒店門前的樹又掉光了葉子。

曾經的喧囂與狂歡,沉默與一地春光,他與她,他們與她們,某某某,都已無以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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