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與波伏娃：未曾結婚或同居 卻靠一紙契約相偎51年

【歐洲時報網】究竟何為愛情？在風風火火、商業氣息濃厚的情人節過後，我們更需要靜下心來思考這一問題。

在法國這個浪漫自由的國度，曾誕生數不清的風流名士。

他們中的許多人用盡一生去追尋這一問題的答案，有的直到生命的盡頭也終不得其解。

然而，發生在他們身上那一段段曠世離奇的愛情故事，直到現在仍讓人唏噓不已。

歐時內參微信將連續三日推出「浪漫法蘭西之驚世駭俗的愛情故事」系列。

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波伏娃，有作家羅曼·加里，有叛逆的音樂人甘斯布，雖然在世人眼中，他們都沒有得到愛情所謂圓滿的結局，但無獨有偶，他們卻都在「分離」的狀況下，依然互相陪伴，成為對方終身的依靠。

就讓我們細細品味這些「愛情先鋒」對自身情感的真實演繹，或許您對愛情也會得到心中自己的答案。

薩特與波伏娃——51年的情人契約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說過，雖然作為作家，她獲獎無數，作為學者，她在女性進步浪潮中發揮了首要作用，但其畢生最大的成就，當屬與薩特締結的終生伴侶關係。

波伏娃。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均來自歐洲時報內參）

義大利女學生卡拉曾告訴波伏娃：「我和男友弗雷德里克，打算按契約生活」。

波伏娃問，「什麼契約？」，「就是你和薩特的契約」。

波伏娃笑了：「可憐的孩子！許多人嘗試過，但大多都失敗了」。

51年的情人契約

1929年的一個夜晚，24歲的薩特與21歲的波伏娃坐在巴黎杜樂麗公園長椅上，訂立了一個既坦誠又有傷風化的契約。

該契約前提是，他們之間的愛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然而，除此之外：

1.雙方都有「偶發愛情」，即愛上他人的權利。

2.絕不互相欺騙、隱瞞。

薩特還補充道，他們不需要每兩年更新一次契約，「如果哪天有人反悔，那麼就向對方寄一封挂號信。

」

「我是目光，也是風景」

波伏娃的父親原本一心指望靠太太的豐厚家底衣食無憂，不料家道中落，母親為此終生倍感歉疚。

即便丈夫與他人有染，家中常常上演抱怨、爭吵戲碼，她也只得忍氣吞聲。

18歲時，已然「性格鮮明、受人排斥」的波伏娃決心主宰自己的命運、反對舊時婚姻：男人有權「在婚姻契約上划上幾刀」，但妻子卻有義務保持貞潔、忠誠。

她決意通過閱讀與寫作釋放天性：成為作家的信念給她的內心「極大安全感」，唯有書本和思想經受得住考驗、真實可信。

《乖女孩回憶錄》中，波伏娃寫道，「當月亮爬上天空，我與遠處的城邦、沙漠、海洋、村落相通，此刻我們一同沉浸在月光中。

我的知覺不再空空如也 […] 我感受到生命沉甸甸的重量，卻同時蒸發散入天空，不再受限於身體的局限」。

「既像我的兄弟，又和我平等」

就讀於索邦大學哲學系的波伏娃成績優異，內心卻十分悲觀：「我確信，那個既像我的兄弟，又和我平等的人並不存在」。

薩特是她生命中的驚喜。

兩人初遇時，即使談話進行到世界末日，還覺得時間太短：

「他完全滿足了我十五歲的願望。

在他身上，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波伏娃更是在《名士風流》中寫道，「經他一指點，一切都獲得了無窮的意義：無論人們的面孔、聲音、服飾，還是一棵樹、一張布告、一塊霓虹燈招牌或其他任何東西」。

她並不希望，對薩特而言，她「僅僅是一隻尋求溫存、優雅的小寵物」。

而唯有寫作，是「改變的唯一機會」。

而薩特同樣說過，「西蒙娜的優點，使她在我生命中，有著他人無法取代的地位。

」

驚世駭俗的情侶

波伏娃：「希望自己自由，這意味著希望別人也自由。

」

兩人終生沒有同居，而是有著各自的公寓。

薩特不贊同一夫一妻制，他認為男人應有多個女人，而女人也應該有多個男人。

同樣，波伏娃願意與之創造一種新的平等關係，「他使我免於孤獨，但卻沒有剝奪我的清靜。

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共同的：但我自有著自己的友情、自己的樂趣、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憂慮」。

她甚至還建議自己的學生「解放自我，結交一些情人」。

波伏娃在回憶錄中，刻意隱藏了她的同性戀人。

而薩特曾一度同時擁有七個情人。

更為奇特的是，他們二人還有幾段「三人行」的關係，其中包括波伏娃的女學生Olga與Bianca。

談及二人戀情，不少人認為，薩特與波伏娃過於自私，並不願意為愛做任何犧牲。

紐約時報評論家William Grimes更是毫不客氣地說道，「舊情人被新情人取代之頻繁，讓人感覺頭暈目眩、噁心」。

超越婚姻的終生伴侶

在《名士風流》中，波伏娃描寫了亨利對「家室」波爾的膩煩，帶著憐憫凝視著波爾建立的虛幻理想。

相比之下，小說其他人物的兩性關係並不受社會、家庭的約束。

當事人並不受貞操、義務等觀念的煎熬，反而擔憂關注的是彼此之間的愛是否真誠。

波伏娃藉此批判人們把建立在「自發感情衝動」基礎上的交流，變成「權利與義務」的婚姻制度的做法。

她認為「要求被社會與道德的實際利益拴在一起」的夫妻，是無法給予對方終生幸福的。

雖然針對二人「驚世駭俗」婚戀觀念的紛爭一直未曾平息，但薩特與波伏娃之間緊密的聯繫是毋庸置疑的。

1933年，在一位心理醫生朋友的推薦下，薩特嘗試了一種新型致幻劑。

接下來數月，他一直處在游離、失控狀態。

波伏娃因此無比煎熬，時常情緒崩潰，在公共場合不由自主地放聲大哭，並得了重病。

對於薩特這個伴侶，波伏娃曾說過：「如果我對您說，我們倆五年後晚上18點在雅典巴特農神殿見面，那麼我敢肯定，我會在那準時看見您。

」

二人通信中，充滿深情、依賴的表達更比比皆是。

例如，1948年，波伏娃寫信給薩特：

「你是我的視野，我的宇宙 […] 我一直未曾離開你，也將永遠無法離開你。

你帶給我美麗、快樂的生命。

因為你的存在，一切都是幸福、充滿生機的。

謝謝你，親愛的。

我非常幸運，能夠如此愛一個人的同時，還擁有這麼強烈的安全感」。

此時，波伏娃正在與他人熱戀。

1980年，薩特辭世，波伏娃出版自傳作品《告別儀式》，敘述了她陪伴薩特的最後十年。

成為自己，這比愛情更重要

波伏娃：「男人要求女人奉獻一切。

當女人照此貢獻一生時，男人又會因不堪重荷而痛苦。

」

履行這個驚世駭俗的契約並沒有那麼容易。

1945年，薩特差點在美國與Dolores Vanetti結婚，而波伏娃同樣拒絕了摯愛，美國作家納爾遜·奧爾格林。

她與奧爾格林跨越大洋互通十六年信件。

波伏娃曾對其說過：「只要您愛著我，我就永不衰老，也不會死去」。

然而，她依舊拒絕了奧爾格林的愛。

在《越洋情書》里，波伏娃寫道，「納爾遜，我愛你。

如果我不能把生命也給你，那麼我值得你愛嗎？[…] 既想把自己獻給另一人，但又不願全部給予，這樣對嗎？」

波伏娃的選擇，來自於她對自己生活方式的信念——回到法國，回到薩特身邊，獨立地生活，這才是她「真正的存在」。

在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翁福雷看來，薩特和波伏娃對任何人都不感興趣，他們只想青史留名。

也許翁福雷的指責並非毫無道理：不管是薩特還是波伏娃，生命的關鍵在於寫作，這也許是兩人定下契約的根本原因：「作為作家，我們將畢生致力於寫作，互相鼓勵、糾正，提供好點子」。

薩特每天堅持寫作八到十個小時，作息安排精確，絕不更改。

二人之間長期存在著真正的智力對話，擁有絕對的默契與信心。

他們交換各自創作的所有文本，一起討論、甚至爭吵：波伏娃會對薩特說，「喏，這裡完全不行，薩特，請別寫了，趕緊把稿子扔了！」而薩特惱怒地表達不滿後，仍免不了認可她的說法。

彌留之際，薩特低聲在波伏娃耳邊說：「您是一位很好的配偶。

」

薩特逝世後，波伏娃說，「他的死使我們分離。

而我的死並不會讓我們重逢。

就是這樣。

我倆能相伴這麼久，已經很好了。

」

（楊雨晗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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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木槿）